 |
| 2026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及代表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第26次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
多边架构很少以戏剧性轰然倒塌而告终，它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掏空，成为现实条件与过时制度之间矛盾冲突扩大的牺牲品。2026年8月底到9月初的短短24小时内，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便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域主义模式。
其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它基于共同目标、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展现了一种沉稳而宏大的目标共识。其二是太平洋岛国论坛，该论坛年度峰会有五位国家元首缺席，峰会日益被裹挟进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纷争。上合组织提供了包容性治国方略范本，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乱象则暴露了战略死胡同——一条植根于历史霸权的“坦途”，这中间，区域机构被纳入排他性遏制阵营。
对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的东南亚而言，这种对比带来的启示无比迫切。东盟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区域中立，但其个别成员正面临加入亲西方安全架构的巨大压力。然而，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随着西方国家力量投射的物质局限性已无法回避，对冲策略必须让位于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一个以东盟为中心、不可分割的区域安全与繁荣新架构短期内虽难以实现，但制度建设从来不是一次性宣告，它是一个持续的、审慎的治理实践，需回应不断变化的物质现实；同时，它可以从上合组织的历史、运作精神、安全原则和经济架构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两条轨迹：起源与制度演进
要理解这两个机构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就必须审视其起源和历史构成。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超过60年的历史，其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由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瑙鲁、萨摩亚、汤加和库克群岛等七个国家组建，目的是让小岛国脱离殖民管控，在区域贸易、航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集体发言权。随着时间推移，其成员扩大到横跨大洋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尽管初衷是打造太平自主发声的平台，该论坛在资金和安全协调方面却对澳新两国有结构性依赖，这使其发展职责日益被劫持。西方赞助国在态度上漫不经心，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亦难言成功。近年来，西方盟友试图将该论坛改造为对抗外来投资的前沿工具，引发了严重的内部制度摩擦，并导致太平洋主权国家领导人选择疏离。
相比之下，上合组织则成为务实、外向型演进的范例。其前身是1996成立的“上海五国”，旨在解决后苏联时期的边界争端。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建立上合组织。最初，该组织的职责是集中应对中亚边境地区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
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的制度职能大幅扩展。在认识到安全与经济稳定密不可分后，该组织将其视野从狭隘的反恐合作拓展到全面的经济安全。如今，其运作议程涵盖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输走廊、能源联合体以及一体化支付体系。一家开发银行也在筹备之中。
伴随制度的成熟，该组织地理和人口规模也大幅扩张。上合组织已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新增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另有观察员国和十多个对话伙伴。其框架如今涵盖27个国家，覆盖欧亚大陆60%以上陆地面积及34亿多人口，接近全球人口的一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约占全球GDP的36%。至关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在坚持严格协商一致原则的同时达到这一前所未有的规模，这证明，众多国情迥异的大国可以在贸易走廊、自然资源分配和区域稳定方面进行协调，而无需强求意识形态上的一致。
 |
走入死胡同的“排他性俱乐部”与上合组织精神
正如桑德拉·塔特最近所指出的，困扰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摩擦源于框架上的根本性冲突。长期以来，西方在太平洋盆地的传统战略是将该地区视为排他性安全区，是“美国的湖”。当本是宣告建立“和平的大洋”的宣言，被操作为将外部经济伙伴拒之门外的安全协议时，小国便会用脚投票。
上合组织的运行范式则完全不同。它成功驾驭了复杂的国家间协调，包括管理成员间明显的双边摩擦，而无需坚持“我们对抗他们”的零和式阵营框架。通过将安全范式锚定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即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增强自身安全——上合组织提供了一个包容性保护伞。
对东盟而言，从这种理念中汲取力量意味着回归万隆精神，同时为其注入21世纪的时代内涵。它需要摒弃小型的零和安全框架，如AUKUS或排他性海上遏制阵线，转而主张包容性的区域安全架构，与所有大国接触，不要求次区域国家充当前沿军事缓冲地带。
以RCEP为桥梁跨越地缘政治鸿沟
如果说上合组织提供了安全理念，那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提供了直接跨越“西方对抗其他”二元对立的制度桥梁。RCEP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汇聚到了一个统一的、具有凝聚力的经济框架中。
这为东盟的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重大战略契机。在东盟主导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盟友与中国、东北亚国家共处同一合作平台。东盟借此发出温和而坚定的诘问：区域各国是优先考虑务实的经济一体化和自主贸易规则，还是让本国商业利益屈从于外部遏制战略？
RCEP迫使亲西方的区域国家直面自身供应链的现实。其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和深度的关税一体化巩固了生产协同效应，对脱钩的贸易结构形成制约。当各国被占全球GDP近三分之一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绑定，安全便不能再被当作零和游戏，否则将付出反噬自身的经济代价。RCEP是对区域承诺的实际考验，它证明，务实的经济相互依赖能比意识形态的安全结盟更有效地守护和平。
物质基础、金融基础设施与能源安全
如果没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主权作为支撑，安全架构就是海市蜃楼。除了RCEP的贸易一体化，上合组织的长久优势还在于其对实体基础设施、能源走廊和自主融资机制的协调。包括上合开发银行在内的多边金融平台的持续发展，契合了东南亚的结构性需求。通过协调区域供应链，如印尼下游关键矿产加工和区域电动汽车生态系统，东盟经济体同样可以将其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生产而非金融投机之上。
也许，这一新兴架构最关键的一环，是维护主权自主所需的金融和支付基础设施。SWIFT等传统西方清算机制和美元计价结算体系的武器化，已使中等强国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幸运的是，东盟并非从零开始。该地区已落地的本币交易（LCT）机制、跨境二维码互通、多边支付实验（如mBridge和新的金砖国家结算平台），为未来的去美元化贸易打下了基础。
当东盟内部的数字支付通道与中国、上合组织整体以及金砖国家金融架构相连接时，胁迫性的制度根基就会瓦解。本币结算消除了汇兑成本，使区域贸易避开次级制裁的影响，并确保发展中国家间的商业往来由自有资本而非西方中介银行提供融资。
多极时代的治理实践
一个以东盟为核心，融合不可分割安全原则、经济协同合作、自主支付体系的全新架构，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审慎持久的治理实践，认清传统霸权的物质局限，拥抱多极化带来的机遇。
该地区正面临选择。它可以继续走依附外部安全阵营的“坦途”，任由区域凝聚力被撕裂，也可以锻造一条自主之路。通过融合万隆的历史精神、上合组织的包容性安全理念和不断扩大的经济视野、RCEP的产业实力，以及自主支付体系构筑的金融韧性，东盟可以打造出一个持久的架构，通过经济相互依存而非排他性遏制来保障区域稳定。
这样做的同时，它也可以打开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门，为发展和安全开辟新的可能性。太平洋岛国论坛目前的乱象，与欧亚大陆包容性安全的有序推进形成鲜明对比，它为构建一个契合21世纪需求的亚太安全架构提供了清晰的启示。受上合组织持续工作的启发，包容性的行动理念让人备受鼓舞，其模式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它也表明，主导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零和阵营政治既非理所当然，也并非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