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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0日，吴作栋先生在香港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是发展，还是灾难？”演讲。 |
我将从一个小国的角度，来谈谈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话题。新加坡很小，我们的贸易额是GDP的三倍。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如果没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我们甚至可能无法生存，因为我们的人民会没有工作。
所以，我对这个话题感受很深。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谈论的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我认为，我们在全世界也目睹了“政治变暖”，如果不加以控制，它有可能会引发全球政治气候的变化。因此，我看到两种可能的未来，一种是走向灾难，另一种是迈向发展。
去全球化是走向灾难
有两种全球性趋势有可能导致灾难，即去全球化，以及也许让全球秩序分裂的脱钩。全球化使我们所有人受益，但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一个就是国际收入的不平等，而这很难解决。根据其本身的定义，全球化意味着竞争。竞争就是最有能力和最优秀的人会胜出，无论奥运会、体育运动等，都是如此。那些不怎么优秀的人则会落在后面，而国家落在后面的结果，是造成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大家可以看到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向欧洲的移民，可以看到美国边境以南穿过墨西哥的移民。但这是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的焦虑，让政客们要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抓住机会赢得选举，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民粹主义政客”。
现实一点说，我们应该努力重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并搞清楚哪些就业岗位在流失。为迎接新经济，我们必须训练人才，现在的技术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造成进一步的收入不平等。再分配是最简单的办法，利用关税向消费者征税，然后进行再分配，只要你愿意这么做。但如果是给富人减税，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资源来做再分配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训，要让人们能够自立。
不幸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来看，我认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政治家们并没有开始行动。政客们声称，他们的不满其原因是来自外部，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夺回来。”
因此，人民表达他们的恐惧。这些是真实的恐惧，因为他们无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英国，他们选择了脱欧，尽管脱欧不是针对全球化，而是针对“欧洲化”。在美国，“美国优先”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在法国，“黄背心”在街头引发骚乱。最近，右翼和民粹主义团体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
民粹主义政客一直在利用这种不满情绪。他们指责国家、外国投资、进口和移民造成了他们国内的大部分问题。因此，我们目睹了一种针对全球化的内向型民族主义情绪。从多边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单边主义，从开放的全球经济到有选择的保护主义，这些都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趋势。我并不认为国际社会将全面转向保护主义，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采取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保护至关重要的产业。
我有时担心，在为分配全球化金蛋而争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杀死下蛋的金鹅。
今天上午，我听了关于美中战略竞争的讨论。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我提出必须要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来扭转这种灾难性的趋势。眼下两头大象正在打架，至少，一头大象把另一头大象看成了威胁。当你认定对方是潜在的敌人时，这个人或者国家就必定要未雨绸缪。虽然双方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敌人，但由于另一方的敌意，被当作敌人的一方就会让自己成为敌人。
中国是威胁吗？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试图避免的潜在冲突。我们这样的小国是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呢？不是的。在北京，我呼吁要形成“缓和的声音”。它不是一个集团，或者一场新的运动，而是说像我们这些了解中国和美国、了解冲突与挑战的人，我们必须要对适当的受众发声。这个适当的受众就是美国的当权者，他们不怎么到处旅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能接受的叙事方式，让他们明白中国不是敌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和你们许多人一样，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年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在30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自我转型，已经成长了。所以，中国有什么必要把这一切都毁掉呢？
当然，中国正变得非常强大。我们能做到的，中国也都能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威胁”。对于新加坡，我用的词汇是“经济威胁”。无论新加坡能做到什么，中国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有科学家，他们有更多的科学家。我们有工程师，他们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业、半导体，我们曾经搞过，现在他们能做得更好。电信、5G，他们遥遥领先。
所以，如果中国真被当作“威胁”的话，作为前总理，我担心的是新加坡的繁荣。我的结论是，一个富裕的邻居总要好过一个穷邻居。在我任职期间，我只需要养活600万人，让他们有工作。如果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和富裕阶层，那新加坡就能更简单地与一个富裕国家做生意。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美国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规则问题。中国自己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的。中国将站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最前沿，它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否则知识产权会被其他国家窃取。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演讲提到了缺乏战略互信，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让人们建立起这种信任。
我在听威廉·欧文斯发言时，理解你有多困难、多矛盾。美国必须为战争做准备，而战争是大灾难，没有人真的想开战。你不可能赢得一场战争，因为无辜的生命将失去，经济将被摧毁，国家将被征服。我非常尊重你的态度，即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但我们不想要战争。
美国能改变中国吗？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的，而且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出改变，并实行改革。但是，改变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中国不仅有共产党制度的政府，还有具有某种文明形式的政府。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央管辖，是由皇帝、官场来统治的。你改变它，权且称作有美国特色的中国治理吧，这种制度中的有些部分将来中国能够学习。但要变成一人一票的制度，我认为至少未来一个世纪在中国都不会发生，或许永远都不会。可能某些地区允许这样做，但不会是全国性的。
实际上，由于我所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在一次次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中国曾经派人到新加坡来学习我们的制度。对我的党来说，任何少于60%的支持率都会被当成失败。中国利用这种模式进行选举，也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获胜。
2011年我们遇到过一次挫折，得票率从65%降到60%。中国官员来研究人民行动党将如何作出反应，夺回这些选票。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知道，在许多领域必须允许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开始允许在县和村一级选举自己的领导干部。但当中国官员研究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他们的民主实验就没有继续向上推广。他们需要的一种体制，就好像天主教会，你来选出本地的牧师，由他们选出自己的主教，再由一小群主教选出教皇。则教皇则任命主教。在美国你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
国家应该有民主。在每个国家，人人都有权利行使民主。而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必须行使其政府形式所赋予的权利。之后，你要用一些标准来评判你的体制，比如法治、对待人民的方式、是否能使经济增长并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客观标准，可以由对本国人民来说最佳形式的政府来践行。
缓和的声音
因此，我回到我所讲的第一点，如何避免走向灾难，也就是要有“缓和的声音”。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说出来。不是站在中国一边，或者站在美国一边，而是要站在原则一边，为了法治，为了大国小国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多边贸易秩序。我希望做的是，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理解，而不仅仅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我还想到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朝鲜。信任和理解非常重要。这就是“缓和的声音”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