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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7月20日，安迪·伯纳姆在唐宁街台阶上发表了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 |
2026年7月20日，英国迎来十年内第七位首相——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安迪·伯纳姆。他接替前任基尔·斯塔默爵士出任英国首相及工党领袖。
尽管外界对英国政坛明显的不稳定性以及伯纳姆国内议程面临的挑战已有大量讨论，但对于其外交政策的探讨却少得多。事实上，已有声音迅速指出，伯纳姆“几乎没有外交政策背景”，却要应对“令人望而生畏的全球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在中美之间复杂且令人困惑的裂痕中寻求平衡。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在敲定关键内阁任命之前，他致电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就是唐纳德·特朗普。这表明他深知，对于这位极其看重表面形象的白宫现任总统而言，外交姿态极为重要。
至于中国这个两国关系“黄金时代”早已结束的国家，英国同样需要一套连贯可行的指导方针。值得肯定的是，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英国第二大城市经济体）期间，伯纳姆对中国的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和先进制造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今年早些时候，他还曾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锐会面。
然而，他的批评者会指出，治理城市与治理国家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伯纳姆任命了前工党领袖、近期的“气候倡导者”埃德·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并重新任命前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担任原职，同时赋予其科技领域的额外职责。
据报道，在幕后，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正就安全与外交政策向伯纳姆提供建议。一位是“金砖国家（BRICS）”一词的创造者吉姆·奥尼尔勋爵，他曾呼吁西方放弃“殖民主义心态”，接触新兴的全球南方国家；另一位是斡旋和平的外交官乔纳森·鲍威尔，他此前被斯塔默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此次被留任，以提供制度知识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黄金时代”十年后
与大卫·卡梅伦执政后期及特蕾莎·梅执政初期那段热情洋溢的“黄金时代”相比，2026年的中英关系已截然不同。脱欧后不久，英国社会曾对中国成为其首要经济、贸易和金融伙伴的前景抱有极大的亲善与热情，但如今这种情绪已大幅降温。与此同时，英国国内政治的变幻莫测，也导致英国民众对华认知日益安全化，警惕性越来越高。
斯塔默离开唐宁街10号前几周，他将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的决定获得议会批准。其表面理由是此举符合英国经济安全，背后则是外界担忧中方所有权可能会使这一战略资产武器化，以此向伦敦索取关键让步。此外，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明显“软弱”，在树立形象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在英国的声誉。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37%的英国受访者相信习近平能“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而对特朗普持此信心的比例仅为26%。然而，对意识形态分歧、英国国家安全（以及疑似间谍活动）以及北京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担忧”依然突出。这或许同样归因于英国情报界对华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共识。再加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以及中俄伙伴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阻碍了中英两国进一步走近。
曾经促成“黄金时代”、区别对待军事安全与经济、贸易、气候领域的政策已不复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路在何方？
坚持既定路线，增添“地方”色彩
在斯塔默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各种微妙“重置”中，一个关键进展是他应对中美竞争的方式。出于经济务实主义考量，同时也为了向华盛顿释放其政策选择性和灵活性信号，斯塔默发起与中国多管齐下的和解进程，其中包括数次高级别部长级访问，以及今年1月的两国元首会晤。伯纳姆来自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地方治理领域（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的英格兰北部），很可能会延续斯塔默的重新接触政策。短期内，无论是大幅增加还是大幅减少接触，都不太可能出现。
话虽如此，伯纳姆可能会敦促北京加大对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实质性投资，这些是推动超越“伦敦-牛津剑桥”三角区、实现更均衡增长的关键枢纽。当然，针对战略性产业仍会划定明确“红线”，但在新能源、自动化及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机器人技术）甚至公共卫生和生物制药研究等领域，伯纳姆完全有可能将英国“其他地区”打造为吸引中国人才和资本的磁石。这还可以与深化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城市间伙伴关系同步推进。这也是伯纳姆的一贯做法，他曾在曼彻斯特利用大学作为其创新与科技议程的关键依靠。
这些努力不可避免地伴随各种警示。首先，中英之间承诺的众多合作关系和签署的协议，必须为普通英国民众带来切实可信的收益，才能获得真正的支持。尽管前任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支持率，以及完全分裂的反对党，让伯纳姆得到了好处，但他绝不能犯任何可能激怒工党后座议员，或招致国内金融精英和技术官僚阶层不满的错误。一项被指责过于“软弱”或过于妥协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而伯纳姆对工党政治的反复无常并不陌生。
在中英关系中构建英国自身韧性
如果伯纳姆想真正从中英关系中获得实质性收益，当务之急是提升英国面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的内在实力、谈判筹码以及认知水平。以下是几点建议：
首先，伯纳姆必须确保其内阁在对华问题上保持统一口径。在首相府下设一个“中国事务处”，负责协调各部门及政府关联机构对华分析、情报、风险/机遇评估以及国事访问方面的工作，将极大理顺英国对华联络与接触机制。“中国事务处”无权否决各部长自身的职责，其职能是汇集来自商业、投资、能源、安全、历史以及人工智能、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多个领域和学科的专家，为现任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在制定对华决策时提供全面且站得住脚的建议。“中国事务处”至少应纳入一些在东亚有实地工作经验的人员，这些人能就该地区复杂且动态的现实情况发表意见。远距离的空谈固然诱人且容易，但也会形成毫无成效且各自为政的群体思维。
其次，伯纳姆应加快英国多元化步伐，将触角延伸至中美二元对立和欧盟相对“舒适区”之外的国家。东盟拥有近7亿人口，且人口结构极其年轻，应被列为重中之重。印度次大陆、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不仅能极大缓解英国某些进口瓶颈和脆弱性，还能释放对英国服务业（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商品）的新需求。此类接触还将加强伦敦与华盛顿、北京进行竞争性谈判的能力，拒绝它们提出的一些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
最后，在对华问题上，本届工党政府必须展现出“开放但不天真”的姿态。贸易、投资和经济伙伴关系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安全与保障机制。它确实意味着要确保非安全领域的声音与安全领域一样被重视，并且要让公众充分了解相关项目可能带来的利弊、机遇与风险。
伯纳姆能否在其前任受挫的地方取得成功，制定出一项能为英国民众带来实质利益的对华政策，同时不屈从于“对华怀疑派”或“对华肯定派”极端分子的过大压力？工党政府能否在应对错综复杂的英国国内政治的同时，推动中英关系向前发展？这一切，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