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有必要时会毫不犹豫让人民币走弱。例如2015年出人意料地让货币贬值以应对经济放缓，2018年至2020年贬值8%以缓冲中美首次贸易战期间的关税冲击。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人民币一直保持稳定。17年来未曾触及的1美元兑7.3元人民币，已经成为决策者的非正式心理关口。
贬值不再符合北京的战略目标。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欧盟和主要新兴市场，早已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和出口激增感到不安。人民币贬值可能引发区域货币竞相贬值，一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多年来，中国的货币战略已转向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政府现在对人民币升值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国际化进程需要拥抱更多需求和更大的汇率波动，稳定则成为一种审慎选择，哪怕代价是出口刺激减少。因此，中国的汇率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全球信任度和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而非短期的价格竞争优势。
非西方意义的全球化
中国并未寻求西方那样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民币全球化，相反，人民币资产流动性低，并受到严格的资本管制。危机期间，美元资产可以迅速变现，人民币资产则不然。这限制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也让中国将人民币定位为贸易结算货币而非全球资本投资工具的重点得到强化。
这种做法背后的地缘政治理由很有说服力。2022年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冻结其美元储备，加剧了北京长期以来的担忧：任何经济体在美国金融杠杆和美元武器化面前都是脆弱的。为此，中国迅速扩充了应急金融架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数字人民币（e-CNY）和不断扩大的货币互换网络成为SWIFT的备援和替代方案。香港稳定币试点、离岸人民币市场扩张和“南向通”计划都体现了政策试验的意图，这些举措共同构建了管控严格但又多元的跨境资本流动渠道。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依然是技术官僚和国家主导，而非依赖自由化金融改革。其进展主要锚定贸易结算、双边融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国有企业接受离岸人民币计价的海外项目贷款，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支持了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其目的并非挑战美元，而是确保中国金融体系乃至经济在与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时能够独立运作。
金融脱钩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北京不太可能通过突然抛售将其庞大的美债武器化，因为它们仍是其流动性投资组合的核心。风险在于有意减少对美元融资的依赖和将储备资产多币种化会带来渐进的杀伤。近几个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目前不足7310亿美元，显示出一种持续远离美元、转向黄金和其他主权资产的多元化趋势。
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因为黄金收益率低，流动性也不如美债。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年来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这是战略性对冲西方制裁的公开信号。
贸易谈判表明，华盛顿很难有效削弱中国的核心贸易或技术基础，但金融制裁仍是美国有力的工具。一旦出现重大冲突，无论是台湾还是南海，中国几乎肯定会面临西方的集体制裁。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看似较低，但随着时间推移，风险正在上升。
在所有潜在的“大交易”中，华盛顿都可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换取减缓制裁。此举的影响将远超中国出口领域，那些依赖中国中间工业品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利润空间可能被压缩，甚至被迫要让货币升值。低利润产业在中国将难以生存，从而加速产业外迁。
重新估值与重新锚定
多年来，中国非官方的美元挂钩提供了信誉和稳定性。但这种安排也有代价，最明显是中美经济周期的差异越来越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北京在美国经济衰退时采取了积极的刺激措施。疫情后形势逆转，美国经济因财政扩张飙升，中国则收紧政策并陷入房地产低迷。如今中国面临持续通缩，美国仍在应对通胀。
尽管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谈判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全球大部分定价和结算仍以美元计价，即使稀土等战略领域也不例外。虽然“去美元化”不太可能实现，但中国不断变化的贸易需求已不再需要人民币与美元紧密挂钩。
中国的商业联系正逐渐从美国转向欧洲、亚洲和全球南方。让人民币锚定更广的货币篮子（如CFETS指数，或欧元权重更高的指数），将赋予北京更多的货币灵活性，减少美国政策波动的冲击。这也更能反映中国贸易的地域分布。
从政治角度看，断开与美元的挂钩标志着重大战略转向。它清楚表明，中国正加速与美国金融脱钩，并朝更多极化的贸易秩序转型。近期CFETS篮子的调整稳步降低了美元权重，增加了新兴市场货币的作用。如今问题不再是人民币是否应该重新锚定，而是北京准备以多快速度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