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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参加“中美艺术对话”期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接受了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周建成的采访，反思了在中美互不信任日益加深的时代，艺术如何成为难得的交流空间。田霏宇分享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像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这样的美国艺术家为何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以及自己的跨文化生活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共同创作而成为一份“礼物”。
周建成：
田霏宇，很高兴与您交谈。我们认识多年，当时北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真正开放。在那段时间里，您成为了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负责人，并在过去的14年里一直担任这家全球知名机构的馆长。您从事哪些工作？在沟通不畅、对话不多的时代，您是如何做到如此独特的？
田霏宇：
我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个我有幸从事的领域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你很少遇到会断然说艺术不好的人。所以，艺术不知何故成为了一个可以表达不同观点和想法的平台，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这让我们能够探讨有时远远超越美学范畴的问题。而实际上，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领域吸引力已经急剧扩大。我认为这是过去40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滞后指标。现在，从这一代人的角度来看，有些人从小就接触艺术，或者曾在国外生活过，但对他们来说，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扎根中国、但又兼具全球审美和抱负的当代艺术机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周建成：
您策划过无数展览，包括最近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迪·沃霍尔作品展。例如，当您漫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厅和展厅视野中，看到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或年长的中国观众正在欣赏一位伟大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时，您认为这作品向他们揭示了怎样的美国经历及见解？这又如何影响着身为21世纪中国人的他们？
田霏宇：
我总是试着放下我的美国身份，单纯思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此刻最需要向公众呈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当然，他们中有很多是中国人，也有很多是美国人，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但总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共鸣，无论是安迪·沃霍尔，还是我们刚刚开幕的韩裔美国艺术家安妮卡·易（Anicka Yi）的展览，或是去年举办，伟大的概念艺术家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个展。当你意识到这些同样来自美国的艺术家作品中，蕴含着创新、勇气和一种正在进行的实验。我不是大使馆的人，也不负责推广国家，但我确实感到一种额外的喜悦，因为你知道，来自我出生地的一些东西，能够在我后来定居的地方被看到和分享。
周建成：
这种大胆、敏锐的意识和实验精神，在公共政策领域并不常见。事实上，我们正看到世界各地都从这些价值中退却，在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在中美关系中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还能找到某种基于证据的希望，证明艺术与文化仍可作为一种非传统干预和突破途径？你认为创作者是否意识到，他们在自身专业中具备这样的力量？
田霏宇：
我认为我们有时确实需要更多这种自觉。因为显然，任何专业人士都常常关注细节。灯光该如何布置？展览动线如何设计？作品如何借阅？如何让艺术家感到满意？如何规划周边活动？我常说的一句话是，艺术和艺术机构在很多方面就像经营其他任何生意一样，对吧？你有投入和产出；有收入和成本等等。我认为它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为这个空间留下某种魔力。
无论是在观众的亲身体验层面，你真正希望的是确保它能够吸引广泛的观众，但我真正希望的是，在一千人甚至一万人中，有那么一个人因为这场展览而彻底改变了人生。也许他们会因此而做出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只有多年以后我们才会发现那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们能够遇到一些能与他们对话、能给予肯定的作品，并因此被带往某个未知但意义重大的方向。
周建成：
您认为您自己所经历的中美关系中，哪些方面与今天特别相关？
田霏宇：
这一直是一种荣幸。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忘记，这对我来说并非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而能够获得如此程度的接触机会，实属一份珍贵的礼物。某种程度上，我亦有为这份礼物作出投入和贡献。我的意思是，我投入了精力，学习了语言，多年来在各个层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们两国与15、20年前相比隔阂越来越大，这份礼物对我来说越来越像是一种天赐。我非常感激我所学到的一切，从与我共事的艺术家、与我乐于结交的同事、与我的朋友以及我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我认为，能够在如此高水平上、如此长久地与一个地方互动，真的是一种天赐。
周建成：
今天很高兴与您交谈，并与您携手筹备此次中美艺术对话。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