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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经过多轮旷日持久、有时甚至激烈的谈判，中国与欧盟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北京同意将对欧盟的电动车出口限制在每年35万辆，这将使其四年内的预期市场份额减少一半。
欧盟的核心诉求由来已久。欧盟官员坚信，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损害它的制造商，甚至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利益，为此欧盟一直寻求北京限制其电动车等热门商品的生产规模。
如果有什么令人意外的话，中方反应或许更出人意料。毕竟，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将“产能过剩”叙事斥为贸易武器化和保护主义借口。事实上，商务部今年7月发表声明，主张以“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所谓产能过剩问题”，措辞足以体现中国官方对这类指控的根本质疑。
对于最后一刻达成的这份协议，一种解读是，它反映了布鲁塞尔边缘施压策略的成功。毕竟，北京宁愿至少保留一部分欧洲市场，也不愿完全失去。尽管体制内强硬派坚持认为，欧洲人限制市场准入只是虚张声势，但更为审慎务实的意见最终为这一折衷方案开了绿灯。
悬而未决的根本性问题
然而，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在电动汽车、太阳能板、锂电池等一系列高端制造领域，欧盟本土产能要么近乎空白，要么虽有产能却高度依赖进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巨大的间接成本，如行政壁垒、法律约束、劳动力成本和合规要求。但布鲁塞尔不少人士也会谈及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至于竞争力是否来自补贴和定向产业政策，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次要问题。
只要这一态势持续存在，关于就业流失、对外依赖以及易受“咽喉点”武器化影响的下游担忧，就会持续拖累中欧关系。尽管一些中国官员试图将本国大量供应、价格亲民的可再生能源相关出口产品，定位为全球公共产品（该观点抽象看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说辞显然未能在欧洲人中引起共鸣，尤其是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员和政客。
回看这次争端的起因就能明白。今年夏末，欧盟内部长期对立的法德两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罕见达成一致。极右翼势力借失业群体和制造业企业的不满情绪而崛起，这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感到不安，他们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采取统一行动，例如快速采取反制措施，限制“未点名的贸易扭曲方”进入单一市场。这封信虽未点名任何一方，但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中国，以及欧盟的其他一些贸易伙伴。
初步达成协议不意味着相关矛盾得到了根本解决。截至本文写作时，据称欧盟领导人已指示布鲁塞尔“紧急”制定措施，全面遏制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这种言辞究竟是战术手段，还是真实情绪的反映，当然是独立而有趣的问题。这番表态能否迫使北京做出更多让步，也有待观察。
审视北京对欧方诉求的判断
通过与国内相关人士的交流，我听到了对欧洲不满的两种主流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的猜忌根源是地缘政治，理由是俄乌冲突后欧盟与北约持续靠拢，加上2025年初双边关系跌至低谷后，华盛顿加强对欧拉拢。这种观点认为，布鲁塞尔在贸易上采取强硬立场，很可能并非出于经贸理由，而是大“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重新与美国对齐。
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应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更务实的反思和适度调整，以换取对欧盟市场的持续准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指出，中国制造基地对许多欧洲头部企业而言不可或缺，接受市场份额下降，至少保住部分出口通道，符合北京的利益。鉴于国内消费低迷，房地产市场疲软，维持对欧出口畅通最有利于中国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在我看来，这两种判断都有问题。第一种观点准确看到现有贸易争端背后更深层次的战略不信任，但过于武断，否定了中欧之间关系和解的可能性。北京能够也应当做更多工作，让欧洲各界相信，它对俄罗斯的支持有合理前提，只要满足相应条件，中方愿意也有能力在乌克兰和平问题上发挥更建设性的作用。批评者可能会说为时已晚，但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充满危险的僵持阶段，中国作为潜在斡旋方的角色不容忽视。
第二种观点主张中国出口经济转向更加务实，这是对的，但它忽视了欧洲民众尤其是德国民众对华态度日趋强硬的风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民调发现，约60%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支持者将中国视为对手或竞争者。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这类主流政党的选民正日益流向极右翼，而极右翼对中国态度更模糊，甚至可能更友好，但决策者不能一厢情愿。极右翼崛起并进入政府，很可能使欧盟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动荡，反过来削弱这个中国最重要市场之一的战略凝聚力和活力。
事实上，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对中国几乎没有好感，她过去的言论便是明证。
因此，中国需要对双边关系进行更细致、更审慎的评估，既认真对待地缘政治因素，也认真对待经济因素，不夸大任何一方的重要性。
走向更具建设性的相处模式？
对于中欧关系中的裂痕和矛盾，没有灵丹妙药。
但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的减少出口承诺虽然前景可期，但还不够。中国企业提供技术和人力，欧洲企业提供本土经验、制造能力和严格的应用测试，双方建立真正的价值共享合资伙伴关系，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维护市场准入仍是北京出口导向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它的政策制定者就必须明白，“有所得”就要“有所让”。同时，欧洲决策者在表达主张和建议时，应减少明显的敌意，为中国体制内温和派做出建设性回应铺路，而不是把他们逼入只能迎合强硬路线的死角。
跳好这支探戈绝非易事，但为避免两败俱伤，双方都必须尽快适应新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