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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在核战争方面与西方剑拔弩张，重新引发了关于核武器的讨论。去年，一份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联合国条约生效，但86个签署国家里，并不包括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9个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如何证明自己拥有能将全人类置于危险的武器是正当的呢？
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必须连同另外一个问题一起考虑：如果美国签署该条约并销毁本国核武库，是否仍能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欧洲？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还必须考虑核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1960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得出结论：十年内爆发核战争是“数学上的必然结果”。这或许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许多人认为，如果战争在100年内发生，斯诺的预测就是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主张冻结核武器的海伦·凯尔特等人赞同斯诺的观点，并提出警告：核武器扩张 “将使核战争成为数学上的必然结果”。
主张废除核武器的人士经常指出，抛一次硬币得到正面的机会是50%；抛十次，至少有一次得到正面的机会将达到99.9%。未来40年内发生核战争的几率是1%，但8000年后将变成99%。迟早有一天，形势将对我们不利。即使每年把风险减少50%，也不可能降到0。
但是，在核武器问题上，这种抛硬币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它假定概率是独立存在的，但人类的交往更像是灌铅骰子。前一次投掷的结果可能改变下一次的结果。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核战争的爆发概率较低，正是因为1962年的概率较高。平均法则不一定适用于复杂的人类交往。原则上，人类做出的正确选择可以降低概率。
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取决于独立和相互关联的概率。一场纯粹的意外战争可能符合掷硬币的模式，但这样的战争并不多见，而且意外事件也是有限的。此外，如果意外冲突数量有限，它可能引发未来采取行动，进一步降低爆发更大战争的概率。时间越长，事情发生变化的概率越大。8000年之后，人类可能面临着比核战争更加紧迫的问题。
我们根本不知道相互关联的概率是多少。但是，如果根据二战后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假定每年的概率不在较高的分布区间内。
据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估计核战争的爆发概率是33%到50%。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无限制的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25周年之际，我们对事件亲历者进行采访并了解到，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核武库优势，肯尼迪还是因为最微小的核战争爆发可能性吓退。最终结果并不是美国的完全胜利；美国妥协了，包括从土耳其悄悄撤走导弹。
有些人利用这种“数学上的必然结果”结论推动单边核裁军。颠倒冷战时期的一句口号，那就是“未来几代人赤化比死了好”。但是，核武器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在9个或者更多意识形态不同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协调废除武器异常困难。单边废核行动有可能导致侵略者更加肆意妄为，增加不幸结果出现的几率。
我们不知道子孙后代如何理解可用性和风险接受，也不知道8000年后的人们重视什么。我们承担着面向他们的道德义务，迫使我们谨慎地对待生存问题，但这并不要求我们彻底消除风险。我们应当给予后代的，还包括获取重要价值观的平等渠道，其中包括平等的生存机会。这与试图将几个世纪以来互不相识的人民的利益汇聚为当下某个不可知的整体是不同的。风险将永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核威慑观点是基于可用性悖论：如果这些武器完全无法使用，就没有威慑力；如果非常好用，核战争及其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出现。鉴于可用性悖论以及与人类交往相关的相互关联的概率，我们无法找到何为“公正的威慑”这一问题的绝对答案。核威慑并非全对或者全错。我们对威慑的接受必须是有条件的。
我们数世纪以来继承的正义战争传统，存在三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公正和合理的理由，针对手段的限制措施，以及对所有后果的谨慎考虑。从这些条件中，我推断出五条核原则。动机上，我们必须明白自卫是一个公正但有限的理由。手段上，我们不能把核武器视作普通武器，必须尽可能减少无辜民众受到的伤害。后果上，我们应该近期内减少核战争的风险，并逐渐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地下室的炸弹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远不如前线的炸弹风险大。
乌克兰战争提醒我们，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无法避免的。逐渐减少（而不是废除）核武器的作用，这一目标仍然非常重要。“氢弹之父”理查德·加尔文经过计算，认为“如果今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是1%，如果每年我们设法将其减少到前一年的80%，那么所有时间内核战争的累计概率将是5%。”在这个概率之下，我们可以过上道德的生活。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Is Nuclear War Inevitable?”（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