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拜登总统结束了上任以来的首次中东之行。他曾在7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中东之旅“将揭开一个更具希望的新篇章”。不过，尽管访问中东说明其外交趋于务实，但所引起的批评和争议之大却远远超出了预料。拜登中东之行何以未达预期？原因至少有四点。
首先，拜登总统此次出访的预期目标过高。从拜登前述文章可以看出，此行目标主要有四：
一是“重新定位”美沙关系，以缓解因俄乌冲突而高涨的国际油价；
二是对伊朗施压，迫使其接受新的核协议；
三是推动中东地区的一体化，构建中东版“北约”；
四是推动中东盟友参与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并未言明的国内政治目标，即为11月中期选举拉票。考虑到中东地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这些目标显然有些过于乐观了。仅以伊核问题为例，尽管拜登政府在前期谈判中释放了善意，但是并未提供足够的经济和政治保证。对伊朗来说，一旦拜登政府进入“跛鸭期”或是无法连任，如何保证协议不会像上次一样无疾而终呢？
其次，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同样不合时宜。拜登此行诉求多多，但却忽视了个中缓急。比如，他一方面希望沙特等海湾产油国能够尽快提升产能，平抑国际油价，另一方面却重提当年卡舒吉遇害事件。或许对拜登团队来说，这已经比民主党激进人士要求将沙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等立场“温和”了不少，但这仍然不会引起沙特当局的任何积极回应。对沙特来说，拜登政府在对巴勒斯坦女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之死不置一词的情况下，继续对卡舒吉案件进行追责未免太过虚伪与可笑。无论拜登基于何种原因重弹“人权”老调，都无助于其在沙特外交目标的达成，更无助于弥补美国和沙特之间日益增长的信任赤字。须知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抛弃穆巴拉克政权的做法，以及近年来要求就“911事件”对沙特追责的呼声等，无一不让沙特领导人心存疑虑：美国还值得信任和依赖吗？
再次，拜登中东之行的时机并不理想。3月15日，著名的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宣布了拟支持的国会中期选举候选人名单，其中有40名共和党候选人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7月初，拉斯穆森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认可拜登工作的受访者仅为37%，已低于特朗普时期的最低水平（38%）。显然，拜登总统是在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开始了中东之行。但是，对于其中东盟友来说，由于拜登在上任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未对当地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此行并不能使它们对美国的信心增加多少，或是改变它们关于美国正在从中东地区收缩、撤离或是无视中东的印象。此外，拜登在与伊朗进行一年多谈判而毫无结果之后，转而寻求与反对伊朗最激烈的以色列和沙特联手，这不仅可能使伊核谈判功亏一篑，更不可能改变国内选民对其中东政策缺乏建树乃至失败的糟糕印象。
最后，拜登中东之行仍未摆脱“大国竞争”的魔咒。拜登在出访前声称将会反击俄罗斯的“侵略”，并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但他显然忽视了一个新事实，即作为冷战后国际秩序转型较早开始的地区，中东由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正趋于终结。如今，中东在安全上已形成了美俄并立的二元结构，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中美欧并立的多元格局。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中东盟友纷纷开始“向东看”，试图学习中国发展经验，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并期待中国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中国已成为许多美国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
简言之，尽管美国从未离开中东，但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早已今非昔比，继续迫使盟友“选边站”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美国“从中东收缩”的背景下。如果拜登政府能够及早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中东外交就会少一份尴尬，多一份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