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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情报界按期公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病毒来源的再次评估。解密版本报告仍然没有提供明确结论，而是以部门意见的方式表达倾向。该报告让美国情报机构再次公开卷入中美关系之中，也严重干扰了全球防范下一次疫情的努力。
报告结论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初步评估基本一致，并不令人意外。原本，情报机构并无调查全球性传染病来源的职责和能力，此次调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纯政治化的举动。在90天评估期内，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避免更深地卷入这场政治风波。
报告基本确认病毒没有经过所谓“基因改造”，不是一种“生物武器”。该结论与美国科学界的主流判断一致，反驳了共和党民粹派在病毒问题上的阴谋论。这一结论总体上对拜登政府有利。但是，由于报告没有提供真实可信的证据，共和党对结论的批评和质疑仍然将延续。在人们更关注的病毒来源、病毒传播途径上，报告没有给出清晰答案。这是一种两面不得罪的权宜之计。
拜登总统称，病毒溯源调查的目的是避免下一次全球疫情。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两任政府对疫情的溯源都是出于自身政治目的。
特朗普政府的目的是转移视线，开脱其反应迟缓、抗疫不利的责任。特朗普政府在大选中失利，证实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其逻辑很难得到中间选民的认同。拜登政府则是为了调整其在疫情处理和来源上过于笃定的判断，避免被反对者找到把柄。为此，情报机构被推上前台，替拜登政府承担责任。美国新一轮德尔塔变种病毒的肆虐，无疑增加了拜登进行溯源调查的动机。从当前美国的感染情况看，拜登的抗疫计划并没有比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大的改观。
溯源调查源自美国政府、社会和情报机构对美国疫情传播的挫败感。此前，从未有一种传染病对美国构成如此持续、深远的影响，让美国社会处于长期非正常状态。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尝试了各种政策和科学手段，却无法控制每波新疫情带来的病患反弹。这种挫败感正演变成一种恐惧，即是否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此类传染病面前格外脆弱，美国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疫情的致命打击。找到所谓的病毒来源，是从这种恐惧感当中解脱出来的最直接方式。
然而，从历史经验看，溯源只能提供一些科学上的价值，对一国防范新型传染病的价值极为有限。尤其是新冠病毒已经演变为一种人际传播、跨物种广泛传播的病毒，追查其来源对眼下防控疫情并无多大意义。相比溯源调查，定期评估防疫政策和措施，寻找政策应对上的短板和疏漏，提升民众对于疫情防控的自觉意识，对防控当前疫情和抵御未来新的传染病才是更为有用的。这恰恰是美国政府长期忽视的环节。
近期，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份研究对近350年的全球重大传染病进行建模。建模预测结果显示，类似于新冠疫情的事件每年发生的几率为2%，这意味着在未来60年内极有可能再发生类似的疫情。此外，由于全球化和人类与动物的接触更加频繁，类似西班牙流感的更致命疫情发生概率也在迅速提升，达到平均每127年出现一次。
这一结论凸显了预防下一次全球疫情的极端重要性。然而，美国推动的所谓疫情溯源调查却与这一努力背道而驰。一方面，溯源调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国内对于疫情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两党支持者在该议题上的分歧，也增加了美国政府、国会和社会对疫情应对开展深刻反思的政治成本。在其他国家显著提升防疫经验的同时，美国可能正在成为全球卫生防控的短板。
另一方面，所谓美国情报机构的溯源调查也公然挑战了世卫组织在该议题上的权威性，有可能影响世卫组织推动防范下一次疫情的共同议程。被严重政治化的美国溯源调查也加剧了主要大国在传染病防控上的矛盾。由于情报机构的介入，各国将深刻怀疑美国推动全球疫情信息共享、联合监测的意图，担忧美国借此窃取各国生物信息安全。这会让各国在应对新型传染病时愈发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而这正是此次疫情之所以遍及全球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