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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欧洲主要国家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在经贸往来、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却在人权或国际规则等问题上集体抵制中国，这两种做法分别被称作“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
当前，随着中国的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欧洲内部要求推进“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诉求都在上升，并分别向两个方向拉扯欧洲，导致欧洲这种两头兼顾的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局限性。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将价值观作为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标准，对欧洲和亚太盟友进行热情的喊话，核心是共同应对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已经给出了积极回应，欧洲主要国家的回应却相对模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对华政策的局限性。
经济上，中欧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市场对欧洲越来越重要，欧洲已难以同中国“脱钩”。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欧盟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双增长，双边贸易额达到5860亿欧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欧盟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唯一实现贸易双向增长的。同时，欧洲企业和资本在中国有着广泛利益。德国的大众、宝马、英飞凌、阿迪达斯等大型企业2020年至少有20%的营业额是在中国实现的。受疫情影响，奥迪汽车公司2020年汽车交付量下降8%，但在中国市场却上升5.4%，中国市场成为奥迪等车企在危机中的稳定器。疫情之后，欧洲需要加快复苏，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市场，而中国是疫情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并且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国市场对疫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理智的欧洲经济界此时不仅不想与中国“脱钩”，相反还要继续加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最近几年欧洲部分国家、部分政客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做法却越来越极端，有些甚至采取反华敌视态度。3月22日，欧盟宣布因所谓新疆和香港问题制裁部分中国个人和实体。这是近30来欧盟首次对华发动制裁。欧洲国家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与其社会政治结构发展有关，也与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关。欧洲政党政治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绿党、民粹党等党派的崛起对欧洲传统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的政党结构从二战后形成的中左、中右两大主流政党，发展为左、中、右多个政党流派，也使得选票更加分散。为了争取中产阶层摇摆选民的支持，各个政党在人权、气候等一些问题上立场趋同。而欧洲许多中产阶级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被一些偏激的看法牵着走。传统政党如果不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很可能就会失去选民，进而失去执政地位。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认为，尽管其在经济实力上离中国越来越远，但在道德与规范上却还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不愿意放弃它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中国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傲慢与偏见。
涉及到中美欧三边平衡，欧洲同样处于矛盾境地。一方面，欧洲并不完全认可美国的做法，认为完全跟随美国不符合欧洲所谓战略自主理念。它既不愿意卷入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战，也不愿意过多参与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并且，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政府换届所带来的对外政策动荡令欧洲充满挫败感。欧美之间本身也存在大量分歧，经常阶段性地给欧美关系制造麻烦。另一方面，欧洲又需要美国给予安全保护，也需要美国的投资和市场，远离美国意味着欧洲需要单独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意味着欧盟需要扩大自己的防务力量，这在欧盟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
当前，欧洲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争议正在加速升温，无论是旨在加强利益纽带、试图“以商促变”的“利益外交”，还是旨在推广欧洲道德规范的“道德外交”，都遭到对方的强烈批判。这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对华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主要立场，对国际格局的迅速变化还不适应，出现左右为难的状况。中国有句老话叫“甘蔗不能两头甜”，两边都要捞取好处的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所谓“利益外交”或“道德外交”的基本出发点未必正确。欧洲不应当深陷在价值观争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而应该换一条轨道来思考问题，放平自己的身段，调整以改变中国为最终目标的外交策略，这样才能更容易在各种不同认识之间找到交汇点。当前的国际格局变化很快，欧洲应该尽早打磨好它的中国观，否则可能两头都不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