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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共进下午茶。（照片：新华社） |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 2026 年 5 月和 9 月举行的两场峰会，成功重塑了中美关系大厦中可喻为 “天花板” 与 “地板” 的架构。所谓 “天花板”，指两国领导人之间融洽的个人关系。自 1972 年尼克松与毛泽东实现关系破冰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史反复证明，领导人的亲自参与和对双边关系的投入，对于最大限度减少紧张局势，最大限度拓展良性互动至关重要。而所谓 “地板”，是指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构建 “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过去十年剧烈波动、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筑牢根基。
现在，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困难已摆在眼前，那就是重筑中美关系这座大厦的 “墙体”。任何建筑仅有地基与顶层都无法屹立，必须依靠墙体连接上下，来支撑整座建筑。这里的墙体，指的就是各类双边制度与机制，它们覆盖众多政府部门与议题范畴，为两国政府提供渠道，用以直接对话、管控分歧，并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开展合作。遗憾的是，当前两国政府及安全机构之间几乎不存在具备实质意义的制度化沟通渠道，这也使得双边关系本质上依旧不稳定。
政府间的制度化安排，曾是美国所谓 “接触政策” 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政策其余内容大多由民间交流构成）。奥巴马政府末期，两国搭建了近百个这类双边沟通渠道，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然而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 2017 年将这些机制压缩至仅剩两个，到 2020 年也只增加了两个。拜登政府时期则保留了六个正式机制，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国务委员王毅的沟通渠道、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禁毒工作组、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对话机制，以及若干两军沟通渠道。本届特朗普政府对于重建这类正式的机制化渠道态度十分勉强，不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仍在今年 5 月北京峰会上同意设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并在最近的华盛顿峰会上设立了一个 “超级智能” （SI）对话机制。
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意恢复并重建往届政府时期的跨部门机制，这一点确实存疑。毕竟，本届政府的整体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交易属性，并且高度以特朗普总统个人为核心。除经贸往来，或许再加上学生交流之外，尚无明显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希望恢复过去那种全面的对华 “接触” 关系（正如我在新作《终结接触》中所述，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如今，两国政府都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双边关系 “安全化”，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彼此间的各类交流设置重重限制，而这种局面几乎难以逆转。
与之相关的是，过去十年间，两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司法体系，越来越多地将自身预算与机构使命建立在对抗对方的基础之上。支撑所有双边政府机构运转的财政资源，如今已被锁定在竞争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敌对性的——关系格局之中。
就此而言，习特二人近期的融洽互动，正是政治学经典“施动者-结构”范式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不仅通过发挥自身能动性，在两次峰会中营造出友好氛围，特朗普总统还通过行使总统权力，下令其政府采取若干特定措施，来避免激怒习主席，缓和与北京的关系。具体措施包括暂缓推进价值 140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告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北京、完全不提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并指示其政府不得公开发表可能激怒北京的言论，所有涉及中国的重大事项均须经他本人审批。
因此，重建中美关系的政府间架构，不只是要恢复（或新设）两国政府间的跨部门对话与机制，还需要调整两国各自内部结构性的机构使命，以及背后的财政资源。数十年政治学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形下，领导人能够发挥其能动性，将个人意志施加于行政体系，但这种影响通常是暂时性的。更多时候，这类制度性架构被证明韧性更强、存续更久，在守护自身核心机构使命与资源的同时，抵制领导人的政策尝试。即便双方重启两国政府部门间交流，双边关系根深蒂固的全面竞争属性仍会长期存在，因此这次新的缓和局面天生带有内在不稳定性，是相当脆弱的。双方理应重新审视、恢复并修订那些美苏在冷战后期缓和阶段成功搭建的各类机制，例如赫尔辛基进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核军控协议，以及各类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美苏时代虽与当下不同，但这套机制的内在逻辑，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综上，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近两场峰会之后，领导人层面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建立了更为良好融洽的氛围。这是好事，双边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稳定。但正如上文所述，重建两国关系制度框架、管控双方切实存在的分歧、缓解两国固有的竞争状态，这些艰巨工作要完成起来则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