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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过山车”形容过去六个月的中美关系一点也不为过。 |
事实上，正如我去年11月所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以比作俄罗斯轮盘赌”——就像他的第一任期一样，受到各种竞争因素和敌对派系的影响。但是，现在他的个人想法与政府政策之间的一致性要高得多。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外在表现里，很难找到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坦率地说，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
今年4月，特朗普将对华基准关税提高至惊人的145%，而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达到125%。然而，随着中国公开将稀土出口武器化，以及随后的几次高层会晤，美国最终做出让步。对华总体关税水平已降至30%，远低于特朗普最近威胁对印度（美国长期盟友）征收的50%。
同时，特朗普总统取消了对中国出口H20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这让共和党人大为不满，他们担心此举会“增强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据报道，他还通知台湾当局，不让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在纽约停留，这或许表明，美国政府可能担心此举加剧恶化与中国关系。
此外，在TikTok未来命运及美华裔学生问题上，他不断出尔反尔、含糊其辞。显然，他在以随意且难以预测的方式，将美国引向一种令人不安的modus vivendi新“常态”。
这个拉丁短语的字面意思是“生活方式”，广泛用于描述不同力量之间的共存。这种共存可能是出于对便利或审慎利益的考量，但由于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对抗，最终它是不稳定的。
解读唐纳德·特朗普的动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特朗普最近的滑稽举动呢？促使他对中国采取更恭敬（尽管绝不是实质性友好或建设性）态度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其中可能有三点。
首先，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位以国内为导向的总统。他的工作重心包括调解内部派系争斗、缓和其已磨损的基本盘的内部矛盾、处理可能危及共和党中期选举表现的诸多经济问题。杰弗里·爱泼斯坦事件，以及特朗普在中东和乌克兰战争中明显转向更传统的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考虑到阿拉斯加和白宫近期的事态发展，他可能再次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在更具孤立主义倾向和反建制的MAGA支持者当中播下了严重不满的种子。或许，最好的例证是国会女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和电视评论员塔克·卡尔森对特朗普政策的不满，这些人是特朗普形形色色支持者联盟中的重要意见领袖。
白宫的盘算显而易见：如果总统能兑现核心经济承诺，安抚那些因意识形态偏差而感到失望的支持者就不会那么困难。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以及威胁抛售美国国债，再加上特朗普最初的关税行动对债券市场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已经让总统核心圈子里的许多人感到不安。中国宣布坚决反对华盛顿的关税，展示了双方矛盾无节制升级的代价。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将使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在2026年初共和党中期选举初选开始前，集中精力巩固国内政治地位。
此外，我们永远不应低估特朗普对“表面胜利”的执着。例如，想想他在以色列轰炸伊朗时揽功的得意洋洋。特朗普也乐于看到，他对泰国-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冲突的斡旋受到关注，这是他全球“和平使者”个人品牌的核心内容。虽然确实应该给予一些赞扬，但更普遍的看法是，特朗普极不愿意被视为将国家拖入大国冲突的总统。远程轰炸在政治上也许能被原谅，看上去可以被接受，但在特朗普看来，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旷日持久的对抗并非值得冒的风险，即使在鲁莽对抗和完全屈服之间存在更多选择。
最后，特朗普一些最亲密的企业盟友和“耳边人”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从黄仁勋为英伟达大力辩护（英伟达的商业利益与放松出口限制紧密相关），再到深受稀土限制影响的美国汽车供应商，许多人都对这种好战、挑衅的双边关系处理方式表示不满，而华盛顿占主导地位的一小撮声音是这种做法背后的推动力量。
推动缓和的掣肘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特朗普的对华“和平”倾向能真正始终如一地促使两国关系在未来实现缓和，那就太愚蠢了。寻求能让两个大国和平共处的更持久格局，显然面临两个障碍。
首先，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敌意——这种说法可能是陈词滥调——不仅是两党的广泛共识（尽管两党在对抗策略和程度上存在差异），它也是明确的战略优先。它让一系列不同的“子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些目标构成了不同群体物质利益的基础。例如，向亚洲“盟友”研发和销售尖端武器，尤其是那些基于人工智能和数据情报的武器，与军工复合体的利润激励措施相符。美国通过援引其安全“保护”及潜在胁迫工具，不断榨取经济红利并迫使其他国家让步的能力，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游说对外国制造商征收更高关税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怀有极度保守的厌恶，他们从意识形态劝诱和激进变革的角度看待中国。对于这些不同声音来说，仇视中国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特朗普内阁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尽管总统任性地清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
其次，特朗普归根结底是个拥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互动体现出他对表达尊重和行为顺从的关注。特朗普认为，普京无视自己就乌克兰战争发出的多次警告，是“轻视”他，因此他近几个月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明显强硬。普京在阿拉斯加对他一番奉承后，特朗普再次采纳了克里姆林宫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言论。思想真开放啊！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显然比俄罗斯领导人更慷慨和有耐心，但中美贸易协议的推进遭遇阻碍和挫折，极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过度防御反应，促使他回归202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初采取的对华政策。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对新冠疫情的拙劣应对措施令特朗普尴尬不已，以至于他不得不痛斥中国是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那么，预测结果如何？
我们可以从上述内容推断出一些结论。
首先，北京和华盛顿显然都有意促成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第四季度举行会晤。此次会晤很可能在北京举行，也可能在首尔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双方谈判团队将密切合作，为这场“终极盛会”做好准备。
其次，我们不应对此次会晤抱有过高期望。尽管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口头上重申他们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并罗列各自愿意寻求的妥协和愿意做出的让步，但双边关系持续且真正重启的空间仍然有限。尤其是明年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届时中国问题无疑会被两党政治化，成为两党相互政治攻击的便宜筹码。
第三，会谈结束后，双方高层官员为维护友好关系而施加的压力可能大大减弱。任何轻微的冲突或意外事件，比如拜登任期内引发轩然大波的“气球事件”，都足以破坏这种从根本上来说脆弱的关系。
那些认为北京和华盛顿能够就和平共处达成持久、长期安排的人，不应长时间抱有这种期望。希望会败给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