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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几十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但由于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做出了一系列改变，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被外界注意到。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主流政客都坚信美国是世界经济、军事和道德的领袖，而且应该一直保持这种地位。但最近接受梅根·凯利采访时，新任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低调宣称，多极化不仅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的常态，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偏好。他还提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多极化世界，美国和中国是主要参与者。这一表态是美国外交政策范式语言和基调的惊人变化，颠覆了数十年来两党的共识。
这也与美国过去五年的对华描述大相径庭。以前，美国认为对华竞争是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鲁比奥声称，多极化“不是放弃我们的原则……（但）外交政策始终要求我们为国家利益而努力，有时甚至与我们不会邀请共进晚餐的人或者我们不一定希望接受其领导的人合作”。
这并不是鲁比奥的反常或者口误。接受采访的第二天，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基于具体共同利益而不是空谈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方法”。
他的言论似乎与中国领导人的呼吁相呼应，后者号召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互利合作。但是，鲁比奥的多极世界与中国设想的多极世界完全不同。在中国设想的多极世界里，“各国享有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和平等规则……（以及）在全球治理下开展合作”，而鲁比奥的多极化没有合作意识，而是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对鲁比奥来说，多极化意味着“中国人会做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美国需要做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此前自认为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的责任。它还否认多极世界对中国有利，相反，它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武器”。鲁比奥认为，在多极世界里，美国最终可以优先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专注于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特朗普的顾问群体里，这种外交政策模式拥有强大的支持基础。特朗普的政策团队中充斥着对华鹰派，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反华理论家。例如，副国家安全顾问黄之瀚（Alex Wong）去年写道，中美竞争源于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制度不相容性。但他没有从“民主与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视角来呈现这种差异，而是从利益的角度，认为这种不相容性是美国不可接受的。
至关重要的是，在多极世界里采取基于利益的外交政策，其强硬的立场并不比奉行意识形态战略时弱。接受凯利采访时，鲁比奥说：“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想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 黄之瀚同样预测将出现“二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紧张局势、地区不稳定，以及，是的，可能出现的冲突”。
然而，利益冲突虽然仍然火药味十足，但往往比意识形态冲突更容易控制，因为它们根植于有形的、可以展开谈判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交易性外交，即根据具体情况达成协议。
特朗普总统上任仅仅两周，他目前的外交政策模式能否持续尚不得而知。然而，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从意识形态到利益导向的外交政策、从主导地位到保守地位的转变将重新定义国际联盟，重塑经济伙伴关系，并改变全球冲突的性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将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彻底调整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抑或只是美国外交史上短暂而动荡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