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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后，主流分析认为，日渐衰落的美国正从中东抽身——唐纳德·特朗普对代价高昂的干预行动公开表示鄙夷并宣称自己“痴迷于和平”似乎强化了这种看法。
然而，特朗普的政策却与其言辞背道而驰。他的政府拒绝提供传统公共产品（如部署军队或国家重建），却执着地追求霸权红利。为此，一种诱人但危险的错觉主导了华盛顿的中东政策——即美国可以在不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情况下，坐享在该地区的霸权红利。这可以称作“低成本霸权”。但随着美伊不断扩大的直接冲突硝烟渐浓，让五角大楼速战速决的预测落空，低成本霸权的局限性终于暴露无遗。
美国将主导权委托给地区代理人，并自诩为超然的和平缔造者与规则制定者，这一策略已然失败。美国试图推行的低成本霸权模式正因其误判而面临严峻挑战。
后伊拉克时代让美国民众对军事干预产生深深的厌倦。意识到这一点，当前美国海湾政策的策划者寻求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们不希望完全撤出，因为中东对能源市场和全球物流仍至关重要。但他们也拒绝承诺投入大规模“地面部队”，而这正是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实质性作用所必需的。
由此而形成的策略（低成本霸权）基于两大支柱。第一是《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组。通过将地区焦点从看似无解的巴勒斯坦问题，转向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敌意，华盛顿希望打造一个自我维系的安全阵营。其逻辑冷酷而精妙：培植一个共同敌人，让该地区实现自我管控。
第二个支柱是将安全执法外包给以色列。在这一框架下，以色列不再仅仅是一个民主盟友，而成为了地区“警长”。美国认为，通过授权以色列对所谓“抵抗轴心”发动暗杀和打击的隐秘战争，自己就能远距离维持现状。华盛顿提供武器装备，并在联合国提供外交掩护，以色列则负责实施军事打击。
在华盛顿战略家的这一跨国设计中，中东和平并非道德目标或人道主义诉求，而是一种战略武器。通过促成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试图巩固自己离岸平衡手的地位，目的是控制其地区盟友与伊朗之间的敌意，并推动以色列与地区盟友的和解进程。
本届政府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但用词不当。实际上，它一直是“通过混乱管理实现控制”。美国放任以色列打击加沙和黎巴嫩境内的伊朗代理人，希望借此打造一个全新的中东，让伊朗被削弱到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条件。
在加沙冲突初期，这种算计似乎一度奏效。美国一边支持以色列发动21世纪最猛烈的轰炸，一边伪装成唯一有能力约束盟友、防止地区爆发全面战火的大国。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杠杆效应。美国获取权威的方式并非阻止冲突，而是调控冲突的激烈程度。
然而，在与伊朗的对抗中，美国这个打折的超级大国模式日益遭遇强烈反噬。如今，随着冲突进入直接升级的第三周，特朗普的闪电攻势已然停滞。华盛顿非但没有看到德黑兰抵抗意志的迅速瓦解，反而陷入自己极力避免的陷阱，即资源不断被吸入地区冲突黑洞。部署原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以及从太平洋调派海军陆战队，都是这一失败的明显迹象。
事实上，“打扣的超级大国”模式失败并不令人意外，其根本原因正是美国一直试图避免的霸权过度扩张。为何低成本霸权会失败？答案是，美国不切实际地低估了践踏对手底线所需要的代价，同时高估了自己对盟友冒险行动的控制力。
华盛顿从根本上低估了伊朗面对生存威胁时的韧性。美以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所谓“斩首行动”，似乎基于冷酷的三点算计：其一，清除核心人物会引发精英阶层恐慌；其二，民众对阿里·哈梅内伊的不满会促使反对派走上街头；其三，展示压倒性空中优势将起到“震慑”作用，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前。
这三点假设均事与愿违。尽管最高领袖是国家的核心，但伊朗是伊斯兰共和国，而非传统君主制国家。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根深蒂固的机构，该政权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精英集团，其生存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人之死，并不会改变这一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捍卫现有体制的集体意愿。
此外，尽管伊朗民众对经济深感不满，但这个国家的数千年文明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民众能清晰区分对政权的不满和对国家的热爱。对其领导人的袭击非但没有分裂民众，反而引发“团结在国旗周围”效应，以国家生存之名统合了分裂的民心。
最后，正如威慑理论所指出的，军事压力对机会主义目标有效，对核心国家利益则不然。有限、精准的打击或许能为外交留下空间，但刺杀国家元首以及袭击学校等民用目标造成的附带损害，将伊朗逼到了悬崖边缘，彻底扼杀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
华盛顿已陷入典型的被盟友牵连困境。上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巧妙地平衡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促成埃及和平所需的杠杆。而如今，美国让以色列成为地区的全权执法者，实际上已交出了主导权。
起初，人们曾希望特朗普与以色列领导层的密切关系，能让他约束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展现了这种能力，如促成加沙停火，以及去年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停火。但正如前美国官员乔·肯特辞职时所言，美国如今已被盟友拖入一场更广泛的战争。
华盛顿似乎高估了自己控制伙伴及冲突升级节奏的能力。与目标更为激进（如彻底更迭政权）的盟友一同卷入冲突，这让协调退出战略几乎不可能。这种风险，正是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将以色列排除在军事联盟之外的原因。特朗普政府任由自己被引导（或误导）卷入当前对抗，便已然进入失控升级的未知水域。
越来越明显的是，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持续，不断攀升的代价将成为美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分水岭。如果美国想要继续领导，就必须努力去做艰苦且代价高昂的真正外交工作，这一过程要尊重所有地区利益相关方的核心利益，并承认稳定无法靠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强制实现。
低成本霸权的时代已然落幕。华盛顿如今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为其领导地位支付真正的外交和政治代价，要么就准备交出它既无力承担、也无法有效管控地区的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