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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一直都非常困难，而预测当前的美国候任总统则是难上加难。唐纳德·特朗普不仅说话随意，经常改变立场，还把不可预测性视为有用的谈判工具。不过，通过他的竞选声明、高级官员的任命和他的第一任期表现，外界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外交政策。
在华盛顿，人们常说“人事就是政策”。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希望由谁担任关键职位，但问题是他们表达的观点有时相互冲突。特朗普现在竭尽全力避开第一任期内对其施加限制的传统共和党人，这次他选择人选的共同点是对其忠诚。但是，即使这种品质也无法帮助我们预测他的政策。
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挑选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是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迈克尔·沃尔兹。二人都是著名的“鹰派”，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需要做出强烈回应。通过他的竞选活动，我们还知道特朗普希望对来自盟友的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甚至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特朗普已经宣布计划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我们当然认为他会开征新关税。但关税的税率、期限和豁免条件仍不确定，而且受国内政治压力和特朗普个人意愿的影响。正如他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最近所说：“我认为，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升级局势以缓和局势。在他的政府里，我的目标是拯救国际贸易。”
同样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将如何应对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如果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导致关税和物价上涨，通胀的卷土重来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反弹。由于特朗普对自己达成协议的能力引以为豪，他可能寻求妥协。他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美国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以换取一项他视为胜利的贸易协议吗？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友担心的正是这种情况。
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和此前的任期表现来看，我们预计他会贬低多边主义和联盟。他承诺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增加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尽管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一直下降，但他的政策是否能够降低这些行业的相对成本竞争力，从而抵消这种有利的市场效应，仍有待观察。
在中东，特朗普竞选时的各类声明都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他仍然为促成《亚伯拉罕协议》而感到自豪——该协议使得以色列与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诱使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来巩固这一突破时，沙特提出了一项前提条件：以色列必须采取措施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盟坚决反对两国方案。以色列公众对这种方案的支持率原来就非常低迷，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他们对这种方案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无疑，特朗普希望延续他此前在该地区取得的成功，但谁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谈到欧洲和北约，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他将“在一天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我们知道这不会发生，但他如何通过谈判实现停战，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是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削弱其谈判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俄罗斯的条件。或者，暂时延长对乌克兰的支持，朝着“朝鲜解决方案”迈进。
在后一种情况下，目前的前线将成为非军事区，由联合国或者欧洲维和部队驻扎。如果俄罗斯想重启战争，就必须迫使这些部队撤离。乌克兰可以继续对顿巴斯等地区宣称主权，但很可能无法加入北约。相反，如果俄罗斯罔顾非军事区，一些国家（“乌克兰之友”）可能会主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利用他优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能力，来达成这样的妥协。但是，如果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遗产，达成协议肯定很有吸引力。
即使基于竞选声明和人事选择的预测让我们感到不确定，我们至少可以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传统中找到特朗普的定位。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里，他宣称：“从今天起，我们将把美国置于首位……我们不会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而是期望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光耀世界，成为大家追随的榜样。”这种观点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山巅之城”策略。这种策略拥有悠久的历史；它不是孤立主义，但它避免行动主义。
相比之下，20世纪时，伍德罗·威尔逊寻求一种能够确保世界民主安全的外交政策，约翰·F·肯尼迪敦促美国人考虑他们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做些什么，并于1961年成立了和平队。吉米·卡特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注点，乔治·W·布什的国际战略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领导日益壮大的全球民主国家共同体和促进自由、正义与人类尊严。
似乎可以肯定的一个预测是，特朗普对待这个世界的做法将更多地符合第一项传统，而非第二项传统。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nticipating Trump's Foreig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