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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技术战背后是模式竞争

刘行之   2018-07-10

7月6日,中美较大规模贸易战终于打响。下一阶段,双方也许会继续加码,也许会边打边谈。但无论如何,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甚至会跨越一个时代。

中美是差异巨大的两个大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美关系时有波折,但总体走向是向好的。期间双方日益扩大、互惠共赢的经贸往来,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是彼此“求同存异”的重要基础和理由。

然而近几年,情况悄然变化,这块“压舱石”已不稳固。伴随中国经济攀升和产业升级,双方经济的互补性有所下降,一些行业领域的竞争性在增强。美国舆论看来,巨大贸易失衡亟需改变,而中国政府实施的野心勃勃的科技赶超战略,更难以容忍。

令美国疑虑不安的,还不限于经贸、科技领域。近年来,中国展示了不同以往的信心和力量:在国内,执政党坚定了对现有发展模式的信念,而且赢得了年轻一代的支持——相比于60和70世代,80后、90后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高昂、体制认同感更强。在国际上主动作为,如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带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

在中国民众看来,这些都是国力强大后的题中之义,本无可厚非。但美国社会的主流看法已然改观。其精英阶层越来越认为,中国发展背离了克林顿政府确立的“接触”战略的预期,逐渐脱离掌控,并对现有国际秩序和美国领导地位构成了潜在挑战。更有甚者,在史蒂夫·班农等极端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威胁到以“犹太—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开明资本主义”——这套文明冲突色彩的说辞大受舆论追捧。现阶段,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在保持“接触”同时加大“遏制”力度,已成为美国朝野两党共识。

可见,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的维度和底色是多重的:

第一重维度和底色,是大国竞争。即领导者对追赶者的防范、限制和打压。这是现实主义的、很难改变的底色。

第二重维度和底色,是发展模式竞争。即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发展模式排斥、不认同,对其宏观战略意图不信任。这一重底色是更有意蕴,更值得关注的视角。

第三重维度和底色,是文化或文明竞争。确实中美有很不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一重竞争附着在前两重竞争之上,虽然不会十分激烈,但作为“软件”也会起到关键作用,比如对科技创新的孕育和激励。

无论从何种纬度看,争取实现良性竞争,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反之搞恶性竞争,很可能两败俱伤。贸易战打响后,最初阶段较量的,主要是双方管控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能力,或者说,考验经济薄弱环节的抗击打能力。进入相持阶段,则会凸显上述三个纬度的综合角力。

若论决定经济活力、影响国力消长,最直接的应属发展模式竞争这一纬度。剧烈对抗也好,良性竞争也罢,不仅需要发挥各自模式的优势,还应善于发现自身问题、善于学习对方优点。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国虽然一直坚定走适合自身的道路,但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学习。正是在以西方为师不懈推进市场导向经济改革,同时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社会治理经验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其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调整和进步,都是十分深刻的。民间流传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中国是最大的美粉”,生动刻画了中国人学习美国的高涨热情。这种谦虚态度,在发展壮大之后仍然需要,在贸易战引发反美仇美情绪时,尤为宝贵。不久前,华为公司高管和一些学者高声呼吁继续向美国学习,就颇具胆识。

反观西方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长期沉浸在“历史终结”的盲目自信和全球化高歌猛进带来的丰厚利润中,怠于反思问题、因应时代变化,怠于革新制度、解决深层矛盾,因循苟且、积弊渐深,导致了政治制度失灵,经济和社会衰落。时至今日,仍热衷于迎合民众,从外部寻找替罪羊,怪罪于移民或新兴经济体,而非正视和解决自身问题。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发展模式也好,文化文明也好,都需要在相互学习借鉴中进步,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中改进。再先进的制度、模式和文明,一旦自大自满、固步自封,都会很快衰落。也许正是谦虚的态度、开放的心态,导致了三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继续保持谦虚态度,不断改革和优化现有发展模式,仍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在长期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相信经历了“中兴事件”和贸易战威胁的国人,对此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作者简介:刘行之,吉林省明强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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