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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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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冷战后美国知识精英对华认知变迁与中美关系未来

2019-07-05

随着中美爆发贸易战、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到所谓“文明冲突论”再次抬头,加上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不少专家认为,美国已经达成全面遏制中国的国内共识,新冷战即将或已经爆发。笔者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仅两年多,以此判断美国大战略已经“质变”至少在知识上不够严谨。只有拉长历史维度,才能让我们避免下以偏概全的短视结论。正确、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知识精英对中国的认知极其重要。

第一期: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讨论的开始

冷战结束前,中国几乎没有成为美国战略界的首要关注对象。冷战结束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初露端倪,但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基本逻辑几乎涵盖之后30年美国知识界对华认知的基本面。《纽约时报》原驻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认为中国军事能力低,不具备挑战美国和国际权力平衡的能力,体现了现实主义乐观派的逻辑。同时他还认为中国没有当年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倾向,这是自由主义乐观派的逻辑。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论述则构成之后“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逻辑支柱。第一,他认为从19世纪开始,所有的大国都走过一条“国强必霸”道路,中国无疑也会如此,这是现实主义悲观派逻辑。第二,他认为非民主国家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根本不同,存在着本质对立,这体现了自由主义悲观派的逻辑。

第二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讨论的升温

1995-1996年,中美因为“台海危机”而关系紧张,中国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讨论首次有了现实的意味。现实主义悲观派们将中国为阻止“台独势力”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看成是中国寻求地区霸权及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强硬行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预测,只要中国力量增长,中国就会控制周边。自由主义悲观论者则认为,中国军事威胁的根源在于非民主国家试图对内操纵民族主义来保证政权稳定,而这会导致冲突。新保守主义势力的重要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就是这一派的代表。

持现实主义乐观观点的罗伯特·罗斯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良性的大国,而是因为中国太弱,以至于不可能挑战力量平衡。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也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给美国带来挑战,但是不可能赶上美国。自由主义乐观派则认为,中国正在努力融入国际贸易机制,而非另起炉灶。

第三期:“911”事件到金融危机——乐观派占主流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被全球反恐战争所取代,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政府、学界和智库的关注重点转向了中东和中亚地区。2001-2005年,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主流是乐观派,但政策圈对中国的关注并不足。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讨论呈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乐观与自由主义乐观倾向。经济上中国加入了WTO,外交上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积极姿态被当作积极融入世界的信号。布什政府将中国政策定位为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方”。

第四期:金融危机后(2008-2015)

2007年美国次贷款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日益严重,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高增长的势头,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崛起和“权力转移”讨论的现实意味空前加强。自由主义悲观论有了新的发展,对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让西方知识界一些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意味着威权主义国家的胜利和自由体制的失败。与此相对照的是自由主义乐观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和著名媒体人法里德·扎卡利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秩序与以往的崛起大国有根本不同,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该体系具有包容崛起大国的巨大能力。

第五期:“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时代(2016-)——对华认知对抗性增强与美国大战略反思并存

2016年可能是美国知识精英对华认知转向负面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等构想,加上东海和南海中美竞争明显化后,美国知识界当中的对华悲观论明显抬头。现实主义悲观派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在对外关系上的“咄咄逼人”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决定性威胁。自由主义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会让中国更有信心和能力在国际上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从而使美国努力扩展自由国际秩序的长期努力化为泡影。

尽管我们看到上述悲观论抬头,我们也不应该认为美国内部达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一些知识精英已经在反思美国大战略的问题。特朗普执政后的一些做法让他们思考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究竟有没有问题。扎卡利亚认为,美国大战略的问题不是说自由国际秩序本身错了,而是冷战后美国发展的一套帝国主义思维体系导致了自损的结果。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提出,当前全球治理需要主要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建议去掉自由国际秩序的“自由”,以便更容易实现国际合作。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美国知识界对国际秩序和对华认知的变迁始终存在着乐观论和悲观论,潮涨潮落交替出现。从政策上说也同样有接触和对抗相互交织的历史,但最终都没有出现全面遏制和新冷战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