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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评判中国治理的正确方式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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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会”(国家立法机构与最高政治协商机构年度会议)召开之后,所有西方观察人士似乎都在讨论国家主席两个任期限制的取消。国际媒体坚持认为,习近平正在巩固权力,甚至可能在为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打基础。但这种解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西方主要观点认为,习近平权力日增代表一种危险的趋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民主在美国和整个欧洲面临日益严重挑战的担忧。但透过西方镜头看中国的政治发展意义不大,特别是在世界从单极转向多极体系的时代。

相反,中国近来发生的变化应当被视为更广泛进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为应对复杂的、关系着全球的挑战,如颠覆性技术、地缘政治对抗、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出现了相互竞争的治理体系。简言之,各国都试图找到自己的治理立足点。

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上,治理体系必须有助于在极端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快速决策,同时坚持问责。这是我们评估中国政治发展应有的标准,而它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治理体系应有的样子。

事实上,西方式治理不再像其倡导者长期以来宣称的是黄金标准。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内部威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势力所奉行的危险政策,如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威胁的增加主要反映了西方治理体系在处理收入不平等、政治两极分化、债务增加和基础设施失效等问题上的失败。

这种失败是西方民主国家盛行短期主义的表现。短暂的选举周期(从大约六个月到四年)往往迫使政治家专注于周期性问题,而不是阻碍生产力长期提高和收入增加的结构性问题。(同样,西方公司喜欢按照季度业绩开展业务,因此有可能忽视长期的风险和机会。)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往往要考虑到今后几十年。这对有效应对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是超过两代人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

目前中国管理部门正在从其内部着手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以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同时具有创新性和适应性的社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人口老化开始更多地消耗经济增长之前,避开声名狼藉的“中等收入陷阱”。

更宽泛地说,中国领导人为国家经济和治理现代化设立了一个30年目标,这一长期目标所表达的愿景很少有国家阐明清楚,更不用提去执行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和他的副主席王岐山扫清了进一步实现这一愿景的道路,加大了中国领导层成功的机会。

习和王是老练的政治家,有从地方到全球层面处理危机和应对复杂体制与社会挑战的丰富经验。他们都对历史有深刻了解,并具备对抗顽固既得利益所必需的领袖气质和意愿。他们继续担当领导,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责制被丢掉。相反,全国人大已经批准对中国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改革,设立了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所有中国官员的腐败行为,无论其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和派别如何。

国务院也在调整,部委和机构被整合精简,为的是让改革管理的方式更加协调和高效。例如,把农业和农村事务合并到一个部,所有环境相关事务也是如此。

同样,为减少金融领域风险(包括杠杆过高和影子银行),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监管统一归属到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种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将使中国的治理架构在功能上与欧美同行类似。

与习和王一样,这些机构的官员都是敬业、能干、经验丰富的改革者。 协助李克强总理的将是有哈佛教育背景的副总理刘鹤,他从事长期发展规则工作30多年,对市场力量如何帮助资源的有效分配有深刻理解。负责金融改革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是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是受过牛津大学培训的经济学者,并具有省级领导、中央银行业务和证券监管经验。

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家韩非认为,有效的治理需要三样东西:法、术、势。改变法规和打磨治理工具是重要的,但没有政治领导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皆无意义。中国体制的存活是因为其领导人愿意以一种直接和一以贯之的态度应对市场失灵和行政缺陷。在推进问责制方面所做出的最新努力——这对巩固合法性至关重要——将使这一体制变得更为强大。

中国与美国、欧洲一样,都是大而不倒。因此它有责任建立一个可以为其经济社会带来结构性变化的治理体系,同时确保有效问责。应该检验的是这一体系能否适应长期挑战,并有助于国家和全球福祉,而不是它是否符合西方的标准。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Right Way to Judge Chinese Governanc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