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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创新会超越西方吗?

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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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都把它们的经济增长归功于“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国家要做的只是“热衷”发展“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并兴建设施顺应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

直到不久前中国人也是相信这一套的。但如今,中国商人和企业家越来越显示出,他们不仅有适应新机遇的创业干劲,也渴望并有能力为自己创新,而不是简单复制现成的东西。

事实上,越来越多中国公司意识到,它们必须创新才能获得并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一些公司,特别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它们提供推动创新活动的数字时代基础设施,从而取得了突破。近来,工业企业也开始转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就中国政府来说,它显然在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当西方创新依然势弱,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持续放缓之际,中国政府无疑意识到它的这种创新更具有价值。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以促进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的的政策,大大缩短建立新公司的流程,并创办大批学校让中国孩子更多了解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近来,它还为外国专家参与商业领域新项目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当局还意识到了扩大经济领域竞争的重要性。个人应能自由创办新公司,现有企业应能自由进入新行业。竞争会解决很多问题,但西方越来越丧失这一点。

在1月份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官员讨论了政府两年前为提高竞争而推出的基础性改革。根据这一新政策,产能过剩就说明应该压缩供给,迫使多余企业退出市场。当然,需求过剩则说明应该增加供给,让新企业进来。

关键的认识在于,当现有企业受到保护,有新理念的新市场参与者被拒之门外的时候,创新就会减少,用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对不断变化世界的“适应性”就会下降。

另一个论点是,在任何现代经济中,每个行业都面临几乎不可知的未来。一个行业中有越多的公司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找到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家被排除在行业外的公司所掌握的东西,也许行业内所有公司都不掌握。或者是,某些独特的经验也许为个人提供了“个人知识”,这种知识不可能传递给其他没有相同经验的人。无论如何,只要允许外来者自由发挥其所长,社会就会因为更低的价格、更多的就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受益。

所有这些都是哈耶克、奈特、凯恩斯这些上世纪20、30年代的伟大理论家所熟知的。而现在中国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明白,让每一家有自己思法和知识的公司自由竞争,对国家有利。

西方却好像忘掉了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多数西方政府都把保护现有企业免受竞争视为己任,哪怕这种竞争是由于新企业提供了新的适应或创新。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各式各样的保护阻碍了许多企业家用更好的新理念去发展进步。

诸多历史证据证明了竞争的价值。拿战后英国来说,各行业到上世纪70年代已被英国工业联合会中的排他性俱乐部控制,新来者被拒之门外。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时,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停滞不前。撒切尔夫人制止了联合会的反竞争做法,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80年代中期再次恢复了增长。

如今我们在中国也见到类似状况。到2016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放缓。但自从当年实行了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上升。

西方必须解决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大为放缓的问题。一个好的起点就是,面对拥有新适应性和创新理念的新来者,停止对现有企业进行保护。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ill China Out-Innovate the Wes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