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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新的合作前沿

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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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4日,在中国东部的安徽省省会合肥,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陈小平(右)和一名外形酷似年轻中国少女身着传统服饰的交互式机器人佳佳,与《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进行网络屏幕对话。研发机器人佳佳的初衷在于让她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在周一与凯利进行人机对话。2016年陈小平研发团队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为佳佳的造成揭幕。研发团队用了三年时间研制出了这个可以说话,做出微表情,并且嘴唇和肢体可以活动的新一代交互式机器人。(新华社/郭晨)

7月20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任务。中国政府认为,人工智能对中国成为科技与创新强国和网络强国十分重要。近年来,各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战略制高点。

各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源于该技术拥有无可比拟的变革潜力。首先,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高劳动生产力,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该技术将带来以信息为基础的新一轮生产力革命。它将把人们从低效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传统的生产关系将因此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将释放出巨大的技术红利,迈入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其次,人工智能有可能重塑现有的社会体系框架,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规模使用需要改变现有的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道德观念,更新城市规划者和治理者的理念。最后,人工智能将催生军事变革。军事机器人将大幅降低战争成本、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力差距,也会重新定义未来战争的形态。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存在着诸多风险。首先一个风险就是数据伪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短时间内可以生成大量伪造的图像、文件、音频和视频,这些伪造的信息难辨真假,经由互联网传播后可造成灾难性后果。第二个是法律和道德风险,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对人工智能作相关规定,人工智能技术并非绝对客观中立,其相关程序参数是人为设置的,反应了设计者的主观想法。目前对自动化武器是否有能力作出主观判断仍存在较大争议,此类武器与《日内瓦公约》等现存国际战争法和规则体系存在冲突。第三个风险涉及就业和贫困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可能造成持续性失业,扩大赤贫群体,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富人将更有条件获得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新科技带来的益处,这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第四个风险是军备竞赛,目前军用机器人的规模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无人机成为全球军售市场的主要增长点,这可能引发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军事竞赛。

在全球,中美两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的参与者。两国长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涉及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美国科技巨头IBM、谷歌、微软、Facebook等在技术上领先全球,而中国企业则在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有较强技术能力。两国都有数量巨大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数据分析公司CB Insights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美国占59家,中国占27家。

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决定着合作至关重要,但竞争也不可避免。当前,两国的合作远大于竞争。美国企业关注点通常集中于基础技术,而中国企业则更关注应用技术,形成了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两国也存在对彼此的担忧和误解。其一,美国担心失去绝对优势。有美国媒体担忧随着中国加大政策支持和美国削减研发经费,美国难以保持绝对优势地位。其二,两国在军事领域发生恶性竞争。《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正快速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其三,美国担心人才和技术流失。中国的百度、腾讯等科技公司纷纷加强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引进一流人才并在美国设立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些担忧已经逐渐演变为战略猜忌,一些美国专家建议对中国对美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阻止中国企业并购、投资美国相关企业。一些人甚至建议应阻止中国学者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降低中国技术和专利的国际知名度。中国也担忧美国会将互联网霸权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对美国企业采集中国社会数据更加谨慎。

如果这种误解和猜疑不断加深,人工智能就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个麻烦而不是机遇,这不仅不符合两国利益,也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两国应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这一趋势。

结合中美网络安全领域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建议两国政府应共同促成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重要的是要早在技术发展期就养成合作习惯,携手消除疑虑,管控分歧。两国也许达成协议,开放市场,减少投资中的政治阻碍。私营部门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力军,但是政府的作用在于向资金不足的基础研究以及私营部门不感兴趣的长期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同时也应吸纳其他国家的新技术。

中美两国政府必须管控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威胁。双方应意识到人工智能武器化将带来军事竞赛和武器扩散风险,要降低此类武器流失到恐怖组织和挑衅性国家的可能性。两国应着手为人工智能武器化设定限制、规则和国际合作机制,引领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沟通与合作。

最后,两国政府必须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规则的建设。两国应共同减少该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冲击,阻止人工智能产生“技术鸿沟”,帮助欠发达国家和贫困民众适应和应用这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