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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西方缺失的是对“冷战胜利”的集体反思

2020-02-28

2020年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落下帷幕。此次会议主题是“西方的缺失”,其背后隐藏着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全球政治经济重心转向亚洲,面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的冲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衰落,因冷战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西方阵营突然发现在失去共同敌人之后,“西方”已经变得不那么团结了。

慕尼黑安全会议诞生于冷战时期的1963年,彼时德国正处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会议最初被用来讨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北约防务合作问题。虽然冷战早已结束,德国已经统一,但这一会议机制却作为冷战时代的遗产被保留下来。如今,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演变成为战略安全领域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参与其中,该机制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派出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强调,把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是意识形态,西方正在美国的带领下赢得胜利。他号召美国盟友们分担更多安全义务,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伊朗等非西方大国的挑战。美国防长埃斯珀认为,中国崛起是“拥抱西方”的结果,但却走上了非西方道路,是西方需要合力应对的头号威胁。佩洛西把欧洲市场接受华为5G技术视为接受中国的“数字霸权”,将对西方政治制度造成损害,呼吁西方联合抵制华为。上述种种表现显示,“西方的缺失”及其背后的焦虑正被持续扭曲、引导和放大,而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被赋予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色彩,美国正在呼唤西方跟随自己再次赢得冷战的胜利。

长期以来,西方虽然不缺乏对冷战的反思,但大都以西方是冷战胜利者为逻辑起点,反思重点苏联为何会失败。不少学者把坚定推行遏制政策和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视为冷战胜利的原因,把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和“历史的终结”视为冷战胜利的成果。而事实上,美国不战而胜是意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另一方主动退出了冷战。这种错误认知所导致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是整个上世纪90年代西方把主动退赛的俄罗斯当成“战败国”对待,通过欧盟和北约东扩以及“颜色革命”不断肢解苏联,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才使彼时希望成为西方一员的俄罗斯坚定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欧亚强国之路。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就是冷战没有胜利者。这场长达40多年的恶性竞争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两个超级大国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一度严重衰退、民生凋敝,原苏联和东欧部分地区成为冷战后地区冲突动荡的“病灶”,持续影响着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两大阵营的对抗和战争也夺走了美国10万多人的生命,使美国增加了8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伤害了许多美国人的事业和生活,巨大的财力消耗在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美国严重的经济萧条。在冷战前沿欧洲和第三世界诸多代理人战争中,数百万人因两大阵营的对抗而丧命,包括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承认,“在美国外交史上,冷战是不光彩的一章”。

缺乏对“冷战胜利”的集体反思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这段历史被作为西方的荣耀被写进历史,成为西方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例证,由此产生的制度自信和冷战思维成为部分西方决策者的思维惯性。柏林墙已经倒塌30年,但一些人头脑中的“铁幕”却并未消失。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人不少已占据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形成的观察世界思维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甚至被很多政客当作政治动员的政策工具。

冷战思维的典型表现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划分敌友的核心标准,夸大非西方意识形态的威胁;二是不断寻找假想敌,不断寻找“下一个苏联”;三是对其他国家非友即敌的阵线划分,与对手零和博弈;四是坚信新的冷战对手能让西方再次团结,西方能通过遏制战略再次战胜对手。这种思维方式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多元化的世界里不仅陈旧过时,且明显有悖国际社会的道义人心。大多数国家都对冷战的残酷性有清醒的认知,不愿重启那段历史。

面对美国政客的冷战思维和新版“西方胜利论”,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法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保持了战略警醒,没有掉进被“美国优先”裹挟的外交套路,世界其他国家也不愿从多极化时代重回两极对峙,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如果美国坚持推销新冷战,那么不难预见,“西方的缺失”将会成为常态。

柏林墙如一面镜子,它是德国冷战痛苦记忆的一个见证。冷战没有胜利者。只有摆正心态,更加清醒地反思那段历史,超越东西方,以合作共赢的视角看世界,以良性竞争的方式参与竞争,世界才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坠入另一个双输的历史循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