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

战争年代的G20

2022-08-10
沈联涛(Andrew Sheng)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Xiao Geng)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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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在罗马,由时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主持的G20峰会通过一份宣言,承诺要“应对当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并“汇聚合力,从新冠肺炎危机中更好地复苏,实现全球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一年的变化真大啊。

2021年的承诺不应被轻视。罗马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包括“特别关注最脆弱群体需求”的崇高承诺。谈到全球公共产品时,这份61段的文件涵盖了从粮食安全到循环经济,从环境到国际金融架构等几乎各个基础领域。

这也让2022年的事情更加令人失望。上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对俄乌战争存在意见分歧而蒙上阴影——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而且,按照目前情况,今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能取得更好结果也是妄想。

至于全球危机,乌克兰战争还只是一个开始。在美国,飙升的通胀率——6月同比达到9.1%的40年最高水平——促使美联储的加息越来越激进,这加剧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将于G20峰会前一周举行的中期选举,也使来自美国的不确定性增大。

在欧洲,油价飙升和供应中断正迫使各国努力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经历着创纪录的高温、森林火灾和干旱——如果世界不迅速采取行动,这些只会是未来的预演。而且,还有大量的政治动荡要面对,德拉吉最近辞去意大利总理一职就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受到斯里兰卡经济崩溃冲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今正面临不断加剧的通胀、食品短缺和债务危机。摩根大通指出,对外账户和财政账户压力的增大,正迫使越来越多国家寻求IMF的援助,或至少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这种影响深远且相互关联的危机中,人们或许以为全球合作即将到来。但是,各方目前似乎都无意妥协,尤其是在G20层面。

G7的情况则大不相同。G7已经成立47年,其历史两倍于22岁的G20——虽然有必要指出,G7在大部分时间里是G8,俄罗斯是2014年才被踢出局的。

如此,这一更年长、规模更小的俱乐部便有了一个决定性特征:其成员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它们自1945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全球经济。2020年,尽管G7的人口仅占全世界的10%,但它却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净财富,以及全球大约一半的GDP。

这种不成比例的经济实力,以及它们广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可以解释G7的行为。G7国家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使其领导人成为紧凑的选举周期的人质,这种选举周期鼓励的是短期政策思维。几乎所有G7成员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这一事实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等政策,来实践这种短期行为。

由于有很多共同点,而且回避了持不同意见的国家,G7能比G20达成更多共识也就不足为怪。G20是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目的是让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其中。G20包括19个成员国和欧盟,其GDP占全球的80%以上,人口占世界的近2/3。

G20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更加多样化。它包括一些民主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千疮百孔,也包括完全专制的国家。它的人口也更年轻。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G20成员的政策眼光更长远。而另一方面,不断升级的全球危机,也引发人们对G7国家长期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正统观的质疑。

今年的G20东道主正是这种更具多样性的主要经济体的代表。印度尼西亚明白,持不同观点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要建立共识,战略耐心至关重要。毕竟,印尼自己就是高度多样化的东盟集团的成员,该组织强调的是“协商”和“一致”。

东盟方式肯定会令人感到无耐,但它对于实现妥协进而取得进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有望到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过德国和日本。

今年的G20峰会要想取得任何进展,其成员尤其是G7国家就必须接受“协商”和“一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看来,和平与稳定是它们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些国家有理由担心,G7沉迷于击垮俄罗斯和遏制中国,将阻碍这一进程,阻碍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并削弱气候行动。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要代表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世界,G20是比G7更合理的组织。所以,后者必须更好地倾听非G7伙伴的意见,并与之合作。这意味着,首先,它们要考虑自身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应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尽管很难,但这意味着要去寻找与俄罗斯和中国等“战略对手”合作的途径。

“其他国家”无法强迫西方为它们的利益行事,但西方也无法忽视其他国家同时还保持着经济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今年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就是西方国家决定未来朝哪个方向努力的一个关键机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G20 in an Age of Wa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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