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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美国提出对华新战略面临多重制约

202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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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美媒不断披露关于拜登政府完成对华政策评估、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出台相关文件等的预期时间表,但却屡被“推迟”。相对于美高官密集出访带动的“欧洲旋风”、“亚洲攻势”,美国对华政策似乎采取了一条实践先行、布局为重的路径,可谓做足了铺垫。乌克兰危机后,拜登政府面临着明确对华政策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大压力,有可能加速提出一项以针对中国为重点的新战略。

从实践看,一项专注于对华竞争的新战略轮廓初现,并经历了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乌克兰危机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两大机遇,一是美国的部分资源被乌克兰吸住,二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和经济需求加大。美国优先处理这一危机,并迅速把中国因素带入其中,坚持视中国为唯一能威胁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对手,认为美国的头等关切仍是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为此,美国虚构了一个由中俄组成的地缘政治轴心,并以“专制”、“独裁”等充实其意识形态内核,指控“中俄轴心”是加剧全球紧张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对美国而言,这个“轴心”的重点其实是中国。应对俄罗斯是当务之急,可由代理人出面,打一场歼灭战;对付中国则是长远之计,美国需要联合多边,并可能亲自下场,今后要打的是消耗战。

从布局看,美国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组织美国外交的主线,推进国际战略、联盟外交、对外干预等各领域政策,已具有某种大战略的色彩。俄乌冲突体现了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进程,美国面临适应新格局的大考,它并不满足于冲突中的战术得分,而是借机复活欧洲“冷战”,揭开分裂世界的序幕。对俄制裁表面上是打击俄,实际上是要进一步破坏以中国市场优势为中心的全球化,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切断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路径。为了推进对华战略围堵,美国还加快打通北约和亚太两个同盟板块,从战略概念、联合机制建设、军力整合等入手,既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又升级相对松散的亚太同盟关系,使之“北约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味强化美台勾连,不再将管控台海稳定作为目标,甚至开始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探讨针对“台海危机”的规划和战备,表现出利用台湾问题“绑架”中国的危险苗头。

但美国提出一项明确的对华新战略仍受多重因素的制约。

一是美国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中选在即,两党都批评拜登政府未阐明一项综合的对华遏制战略。美国的盟友也希望知道中选将如何改变美国对待俄罗斯、对待跨大西洋联盟的态度,特别是特朗普是否会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一项针对中国的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对选民、政敌和盟友关注点的回应,是对中选压力的释放,且能管用多久不确定。

二是对华政策轻经济、重安全。迄今为止,拜登对华经济政策只是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俄乌冲突进一步把美对华关系的战略方向锁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加上国内两党都抗拒美国进入新的贸易协定,美方基本没有动力在亚太地区提出一项系统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也回避与地区国家谈及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这对美国深化与亚太地区关系构成巨大障碍,对华交往也是跛足状态。

三是美国迄今仍未阐明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是塑造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还是挡住中国的崛起?是确保美国的军力优势,还是阻止中国打破亚太力量平衡?是促使中国遵守国际标准,还是美国寻求另起炉灶?是与中国竞争性共存,还是不放弃对中国搞“政权变更”?无论怎样,美国决策者看起来更希望复制“非我族类”的冷战模式,而不是开辟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国际关系范式。美国对华政策的进攻性和冒险性也令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所担忧。

最关键的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正处于分岔路口。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使得美国的全球目标很难用一项单一的战略来阐明。并且,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撕裂了战略思维。这就使得美国很难提出和执行一项建立在共识基础上并且能确保连贯性的对华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