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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的三大自我陷阱

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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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的安全战略中日益突出经济安全保障。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方在对华贸易中采取单方面制裁就是明证。拜登政府执政后尽管放弃单边主义,但强调与同盟国家在半导体、锂电池等产业链“去中国化”,2021年3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更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高度。

日本与上述美国的动向同步,在经济安全保障上也积极配合。2019年11月,日本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外国投资者并购日本上市公司时提前报告的门槛由持股10%改为1%。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立经济组,经济产业省设立专门的补助金帮助日本企业回归本土生产。10月,岸田内阁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职位,并表示将在2022年制定《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9月,美日印澳四国机制首脑峰会强调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建设和高技术领域合作。近期,日本政府又表示将为台积电到日本建厂提供5000亿日元补助。上述美日经济安全保障同盟构想背后都是为了应对所谓“中国的经济威胁”,这自然引发了中国高度警惕。笔者认为,美日过度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同盟会产生跌入三大“自我陷阱”的风险。

首先,经济安全保障应该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安全保障,没有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安全保障。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以经济安全为理由进行贸易保护,用技术封锁的办法来人为地解除相互依存关系,都不会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相反会损伤创新力。使用大量的政府补助金,看上去是保护就业机会,但这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出现。为了在日新月异的高技术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国政府增加对这些技术研发投入很正常,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关起门来搞研发会让企业脱离全球市场实际需求,从而损伤创新。拜登政府“购买美国”和工厂回迁的计划全面实施的话,不仅会让低收入人群受损,也会降低生产率和创新力。

第二,同盟追求绝对经济安全的思维会让大国关系陷入信任赤字困境,结果是损害自身安全利益。美国的经济安全观似乎是要减少甚至消除经济相互依存带来的脆弱性,从而达到在经济领域绝对安全的目的。美国的同盟国如果也按照上述绝对安全思路来看待经济安全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建立军事领域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来获得自身无脆弱性和对方绝对脆弱性。要达到这种状态,必然需要美国持续地保持同盟小圈子的封闭性和团结。在国际经济领域高频度使用国家安全这样的绝对性话语,也必然会引发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对立。然而互信是安全的基础,没有信任再多的高墙也没用。

第三,美日经济安全同盟将阻碍两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集体磋商进程,从而跌入自我孤立的陷阱。无论是美日同盟的高技术安保,还是四国机制安全产业链,都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透明度。例如,APEC一直在讨论产业链互联互通的重要性。2020年4月新加坡和新西兰提议强化开放性和连通性的产业链构想。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共同声明主张疫情下也要保证国际产业链混乱最小化,强调产业链强韧化不应该给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而且要符合WTO规则。数字经济是一个新领域,国际规则远未成形,但如果美日经济安全同盟坚持认为自己是高标准,这种迷思将会自我孤立。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在2020年1月主导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协定》,中国在2021年11月正式提出加入申请。据报道,发起国也邀请美日参加,似乎得到的反应不积极。事实上,2019年的G20大阪峰会上,日本提出了《数据自由流通可信规则》构想,但在后续跟进方面美日进展并不明显。

经济安全只能在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实现,单纯依靠保护和军事同盟,不仅会阻碍正常经济活动,限制自身发展,还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