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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无益于美国民众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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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最近指出,在连续四年以惯用手法欺凌中国之后,特朗普的贸易战已是“一场给中美两国都造成损害的失败”。

与克鲁格一样,许多进步民主党人和有全球视野的共和党人都希望重启美中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外交政策演讲令人非常失望的原因。

往少里说,拜登换汤不换药的蓬佩奥-特朗普式对华愿景是为管制贸易寻找借口。往坏里说,则是这种做法是寻求用地缘政治来取代商业成功。

与美国的技术领袖作对

布林肯在2月初称赞特朗普总统,认为他“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是对的”。不言而喻,他的假设是贸易战已经取得成功,贸易战符合美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克鲁格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伤害了双方的伙伴关系,还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飙升至创纪录的高度。

单边的关税战解决不了美国国内和多边的脆弱性问题。也许这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选择更强大武器的原因,但这些武器会让糟糕的现状变得更糟。

2月底,美国表示打算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法规,为的是“确保”IT供应链的安全。特朗普今年1月提出的这项临时规定,将允许美国商务部监督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间交易。这其实是为和平时期将全球IT生态系统武器化的奇怪做法找借口。

可以理解的是,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反对这项规定,并警告拜登政府它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损害。“据商务部自己的估计,”IBM法规事务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帕迪拉说,“这项规定将使包括无数小企业在内的数百万美国公司新增几十亿美元的合规成本。”

为什么布林肯要推行这个不利于美国企业利益的“规模庞大、过于宽泛、损害经济”的规则呢?简单回答就是,他的目标由新保守主义的地缘政治决定,而不是取决于美国的利益。

阻挡中国科技赶超的步伐

当布林肯开始兜售特朗普的临时规定,就说明拜登政府与五角大楼和硅谷的合作是并行的。埃里克·施密特的活动即为例证。埃里克·施密特是前谷歌首席执行官(2001-2011年)、Alphabet公司执行董事长(2015-2017年),也是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的竞选金主。

施密特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委员会负责人(2016-2020年),该委员会的目标是连系硅谷与五角大楼。之后,他领导了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2019-2021年),目前他的政府工作还包括创建一所军事技术学院。

当布林肯开始推进他新旧混杂的“蓬佩奥-特朗普-拜登”中国愿景时,施密特向拜登总统和国会提交了他的建议。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对高端半导体生产设备实施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以保护现有的技术优势,延缓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与中国搞的贸易竞争不同,该建议的目的是将人工智能产业武器化。这种做法为科学界所厌恶,但新保守主义者却认为它对于美国的单极军事优势至关重要。在这些努力中,“国家安全”被利用,以抵消多年来美国技术竞争力相对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对手的衰落。

由于人工智能需要5G平台,而这些平台是中国科技巨头(尤其是华为)开拓并打开商业市场的,因此,美国国务院试图遏制华为和中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遏制中国的新生半导体产业。

决策者如何危害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技巨头曾迫使里根政府对日本的竞争开战。如今,特朗普-拜登政府则推动不那么情愿的美国半导体巨头同中国开战。随着对半导体的需求向亚洲转移,以及产业活动的分散,生产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财富,也为发达亚洲(台湾、韩国)和新兴亚洲(中国)的新生产商提供了新的机会。

与之相反,蓬佩奥-布林肯的愿景却是通过强制性将生产重新集中到美国,来扭转历史的进程。事实上,衡量成功的新标准不再是经济效益,而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地缘政治效忠,其代价是牺牲正常的商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所以,特朗普-拜登政府要违背美国半导体领军企业的意愿,而将它们拖入一场贸易战。

政策灾难始于2018年7月,当时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征收25%的关税,给美国的产业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关税未能奏效,因为华为等公司绕过美国供货商,从台湾和韩国购买半导体。随之,特朗普的政策制定者们践踏既定商业惯例,对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实施美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威胁切断美国公司给台湾和韩国企业的专用设备与软件。

用勒索取代商业策略,用欺凌取代商业惯例,这开创了扭曲的先例。更糟的是,正如分析人士查德·鲍恩所说,这种有争议的武器化做法结果是“法律上很复杂,并可能伴随大量的意外后果”。所以,最新的努力是利用一个美中半导体工作组,来缓解行业的紧张局面。

看来道德风险并没有被忽视。

外交政策并不服务于美国民众

2016年,当施密特开始他在国防部的工作时,谷歌与五角大楼签署了号称“Maven计划”的人工智能项目合同,内容是分析无人机视频。随着对致命打击的研究被公开,超过3000名谷歌员工对这项协议提出抗议。而靠着130亿美元身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及53亿美元Alphabet股票),施密特在六家以上防务领域的初创企业投资了数百万美元。

从2016年开始,国防部雇员针对施密特的第一桩投诉就引起人们对他存在利益冲突的担忧。而在此之前,ProPublica就已经报道过这件事。过去五年里,谷歌、Alphabet、施密特、他的股票以及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含混不清,以至于一家联邦法院令其交出相关记录,这些记录也许能说明他是否扩大了个人商业利益。

最近,对布林肯的指控也被提出来。从奥巴马到拜登执政这段时间里,布林肯与米歇尔·弗卢努瓦共同领导着WestExec顾问公司,后者是高调的克林顿派人物和军事顾问。靠着国防工业、私人股本公司和对冲基金的大客户,布林肯获得了他的第一份百万美元薪酬。而早在加入WestExec之前,弗卢努瓦作为一家智库的负责人,年收入就已经超过45万美元,这家智库的资助者主要是防务承包商。

通过WestExec,上述二人都担任过私人股本公司——松岛资本的战略合作伙伴。领导松岛资本的是备受争议的投资银行家约翰·塞恩,此人曾让美林蒙受损失。松岛资本的合作伙伴与谷歌智库Jigsaw和施密特创建的“Maven计划”有合作关系,而施密特又通过自己的基金会Schmidt Futures聘用WestExec。

过去一年里,一些美国媒体和进步民主党人对WestExec负责人与松岛资本顾问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提出质疑。然而,布林肯却把他的愿景描绘成为“为美国民众服务的外交政策”。在他的建议中,施密特力主实行出口管制,以便将半导体供应链武器化。事实上,二者都不是服务于美国民众或美国企业,甚至不是服务于五角大楼。但对于布林肯、施密特和某些防务承包商来说,每一项都有可能让他们获利。这些承包商从无休止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受惩罚的却是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