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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改变世界的日子

20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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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代,我常问父母,世界有大事发生时,他们当时在哪里。比如,温斯顿·丘吉尔重回唐宁街10号,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约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因此,我父母以及他们讲的故事为我提供了与战后历史进程重要节点的勾连。

与所有这些事件不同的是,现在已经尽人皆知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起始日期。科学家仍未确定这个病毒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现的,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然而,与艾滋病相似的是,谈到新冠病毒,我想到它开始影响世界的那一天。艾滋病的发源被追溯至1981年6月,当时美国疾控中心出版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登了纽约和洛杉矶出现的首批病例。

今年1月23日,我正在前往约翰·F·肯尼迪机场准备搭乘早班机返港的路上。我本可在美国待更久,但因为第二天是中国农历除夕,我必须及时赶回香港吃家里传统的年夜饭。当天纽约交通状况不错,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在抵达机场、通过安检、搭上飞机后,才看到来自武汉的新闻:整个城市以及随后湖北省的其他14座城市全部被封锁。

世界在一瞬间被改变了。

“封城”,这是只有年纪大到足以记得“911”袭击事件的人才熟悉的说法,但它已经成为全球语汇的一部分。在家办公也成为常态而非特例。在科学家们合作寻找治愈方法的同时,反接种运动也被暂时叫停。个人防护用品生产商的股价攀升,甚至高于一些世界最知名的品牌。超市、药店、甚至枪支售卖店的抢购成为常态。同样,围绕我们能在哪里买到大米、退烧药和来复枪的担心成了我们与家人对话的新话题。

今天,我们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然而,即便后知后觉,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不得不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也许已经找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蒙混过关的办法,但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有能力为“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做好准备,这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区域性贫穷与饥饿、新冠病毒以及更多挑战。

去年9月,作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我与世界领袖们一道参加了全球预警监控委员会的报告首发仪式。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追踪下一场卫生突发事件并对各国政府问责。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内的专家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警告:一场流行病即将到来,它将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破坏经济发展,制造社会动荡。这是一个“是否”而非“何时”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警告最终都被当作耳旁风,而我担心的是,人们会继续把它们当作耳旁风。

1月下旬,当武汉封城开始时,我们The China Current团队(中美聚焦网站的一个合作平台)停下了常规工作,转而全面关注新冠病毒报道。我们的使命是展现那些受疫情暴发影响的人性故事,对在卫生、科学和外交领域对抗击疫情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们进行专访。在做了50期节目后,我们有了一整套内容,为公众提供有关病毒的实况记录。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就个人来说,新冠病毒让我的工作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作为一名电视新闻主播,我习惯与多位摄像人员、音响师和灯光师共事。但这次情况不同。向公众传播有关新病毒知识的迫切性,意味着我常常不得不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工作。例如,我们对前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的首期专访就是通过电话连线进行的。

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主任莱因戈尔德博士,我们随后做的所有专访都是通过FaceTime、WhatsApp或微信进行的。这些专访的视频画面模糊不清,音效也不尽如人意,但它让我们能够实时交流。一些专访帮助引导了对新冠病毒的公众叙事和理解。在位于墨尔本多尔蒂研究院的实验室成为首个在中国以外成功分离病毒的机构后,我们访问了该实验室的莎朗·勒温教授。在开始对原有药物和备选疫苗进行实验数周前,我们与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博士进行了连线。我们还与港大医学院梁卓伟教授进行了交流。梁教授是世卫组织与中国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他是性别、青年和儿童研究的一线专家。

新冠病毒还有很多未知领域,除非彻底了解它,否则我们将很难找到有效的治疗和治愈方法。我们还必须了解该病毒的动物传染源头,它是何时、如何从动物传染到人的,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间宿主。虽然人们对可能的疫苗有巨大的紧迫感和兴奋感,但严酷的现实是,它们也许不会成功。

在艾滋病出现近40年后,目前依然没有疫苗或治愈方法。但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传染病之一,艾滋病为我们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模板,这将加快我们的学习周期,从动员全社会抗击疫情,到采取以人为本和基于人权的应对方式,到培养出基于科学的视野。并非偶然的是,面对新冠病毒疫情,抗击艾滋病的中心人物再次集结——尤其是那些来自美国的骨干们,包括在艾滋病病毒及其他免疫缺陷疾病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托尼·福西博士,以及艾滋病救援总统紧急计划负责人、美国实际的艾滋病和健康大使黛比·博克斯博士。

艾滋病和新冠病毒在流行病学上完全不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远不仅是卫生危机,它们代表的是对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对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的专访中,他将新冠病毒形容为“非传统性的安全威胁”,它要求把全球卫生治理囊括在全球治理之中。但是,我们减缓并阻止疫情暴发的能力需要每个人的配合。待在家中、彻底清洁双手是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但那些无法做到这两者的人们该如何应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难民营的人群聚集问题,尤其在非洲大陆,他们承担着最沉重的全球卫生负担。如果这种状况全面暴发,它将摧毁一个地区,那里脆弱、资金不足的医疗系统每天都在忙于应对日常的医疗需求和紧急状态,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如果疫情不幸暴发,国境关闭,将不仅摧毁10亿人的健康,同时也将破坏他们的经济,从而进一步阻碍非洲大陆的发展。

但显然,这并非一场仅仅影响非洲的疫情,现在是时候给北半球自身的脆弱性敲警钟了。

新冠病毒将成为标志性历史事件,与我曾经问过父母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我希望,终有一天我的子女也会问我新冠病毒“前”“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依然有机会书写这段故事的结尾。我们会在感染和死亡数字攀升时坐以待毙么?抑或是参与其中,奋起反击?未来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将考验我们的恢复能力,但更多的是,它留下的将是此时此刻人类状况的记录,以及我们能否在善意和同情中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