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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文明冲突论是中美关系一次危险的破窗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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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出席一个防务论坛时发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言论。她在描述中美关系时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与一个非常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将面临一个不是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

斯金纳的发言确实特别引人注目,她的这段讲话很快在美国学界和媒体中快速传播。在成为国务院资深官员前,斯金纳是一位知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曾师从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美国媒体猜测,从斯金纳的职位和学术履历看,这段发言或许有着更加深远的涵义,或许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又一次质变,即中美从战略竞争者正在走向文明对抗者。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

与此同时,斯金纳的言论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一些进步派媒体认为,斯金纳的言论有“种族主义”色彩。另一些人认为,斯金纳的言论代表着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极富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正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复活。《华盛顿邮报》称,这种将种族主义和“文明冲突论”引入中美关系的做法是危险的,将误导国际社会对于中美竞争的认识,也给美国对华政策加入了一个错误的立论基础。历史上,“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无论是美国当前与日本的合作,还是上世纪日本对中国的入侵,都显示出文明和种族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矛盾。

由于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就斯金纳的这段言论做出澄清和回应,这段言论或许本身只是一个意外,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次滑坡。但是,事件本身仍然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在此之前,此类带有种族色彩的言论并未在美国舆论中绝迹,但从未出自一个美国政府在职官员之口。社会心理学的破窗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很有可能的是,此次事件将降低美国保守派和反华人士使用类似语言的禁忌,使美国舆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评价变得更加消极。

官方言论的选择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微妙、长远的影响,将两国关系引入某种历史叙事的语言可能有着更为显著的魔力。新世纪以来,美国官方不断调整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描述。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在演讲中将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方”,改变了小布什政府一开始对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义。在此之后,中美在诸多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9年,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战略再保证”,该概念为中美处理日渐增加的地缘分歧设立了建设性思路。

2012年,中方主动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求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合作解决争端,避免大国对抗。在此之后,中美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领域迎来了一段合作的蜜月期。

当前中美关系的波折与特朗普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定义有关。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重新将中美关系引入竞争和零和博弈的轨道。这种定义上的改变逐渐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客观上,中美存在利益竞争,但竞争走向何种模式尚无定论,竞争是否存在合作可能仍待探讨。只竞争不合作、只竞争不接触或许只是一个暂时现象,毕竟中美之间仍存在广泛的合作需求。但是“竞争”这一词汇确实改变了两国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判断,加剧了两国在政府和社会层面的互不信任。两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美两国会从竞争走向对抗,陷入本不存在的安全困境之中。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符合并加剧了两国民众的担忧。但是,这个定义距离中美关系的现实更加遥远,是两国关系无数个未来场景中最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之一。近200年以来,中美两国的民众从未彼此产生敌意。中华文明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中国大胆吸收和借鉴着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这种对文明的开放性和学习心态,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依据之一。“文明冲突论”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文明冲突者”,这个判断最终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