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特金会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中国难题

2018-10-03
1.gif

自从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一直是“控制”中国的崛起。这样,中国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值得尊敬的一员。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曾向北京发出大致相同的信息,即美国支持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这个中国会遵守国际规则,并实行内部改革,就算谈不上民主,但也不再那么专制。

曾几何时,尤其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初期,中国似乎的确满足了西方的期望。它没有企图挑战美国在太平洋(或其他任何地区)的主导地位,军事现代化也是适度的,它唯一关注的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诚然,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表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实现政治自由,但总体说来,中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经济改革使中国向国际贸易继而向外国投资开放,并且中国开始加入各种地区和国际组织,都让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理由感到乐观。

美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政治的自由化变革。相反,中国在寻求成为主要经济参与者的同时维持其党国体制,防止类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发生。中国基于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财富增长,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以仿效的新发展模式,它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及其坚持的“结构性调整”的替代选择。美国曾经盛行的观念是,中国可以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利益悠关方”。这意味着中国会支持美国的政策重点。但是,这种观念从未得到北京的赞同。正如习近平对巴拉克·奥巴马说的,北京的目标是(并且依然是)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什么信息?它就是,中国变得越强大,它就越渴望拥有影响力、权力和平等的地位。

特朗普与中国

这就是唐纳德·特朗普跌跌撞撞走进来的中国的现实。他并不打算“管理”中国的崛起。不仅根本不打算,他还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他唯一的经历,就是当过一家在特朗普大厦拥有办事处的中国银行的房东。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坚持声称“我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了解中国”。由于缺少经验、过度自信,同时开始产生“美国优先”的心态,特朗普早在2011年就把中国当成恶棍。他当时对CNN表示,中国是一个“敌人”,它必须因为自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受到惩罚。他还认为,中国应该对气候变化“骗局”、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和汇率操纵负有责任。直到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出,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依然如故。中国仍然是恶棍,它阻止朝鲜的无核化,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扩大军事实力,继续拒绝公平的贸易环境。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与情报部门也许关注的是俄罗斯,但他本人却死死盯住中国不放,虽然据说他和习近平有交情。

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在其2017年的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和俄罗斯双双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种评估眼下正刺激北京和莫斯科加强双方的关系。军事上,俄罗斯的精密武器销售在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大规模联合军演;经济上,两国之间的贸易大为提升。显然,中俄合作尽管远远算不上正式结盟,但它们向特朗普传递着一种信息。

同时,美国似乎还在为中国提供另一份礼物,即让中国获得新的外交成功。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忽然升温,安倍晋三首相将于10月访问北京。在此之前,他与习近平发表了一份替WTO和全球化进行辩护的联合声明,而这两点都被特朗普所厌恶。随着中美分歧加剧,中国与德国、韩国的经济关系也有所改善。从放弃TPP到发起贸易战,特朗普还伤害着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特朗普政府妨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这方面的合作由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被削弱(除了仍在推进与中国合作的加利福尼亚州)。显然,美中关系紧张也减少了中国和俄罗斯制止违背联合国制裁规定向朝鲜非法转移石油的积极性。

到如今,促进人权这项任务在中国变得更为艰巨。华盛顿发出捍卫人权声音的场合已不多见,这让中国政府比以往都更容易无视人权。一个例子就是,对于新疆囚禁近100万维吾尔人并进行“再教育”,美国威胁要给予制裁,但两国正在打贸易战,这种威胁不大可能让北京当回事。人权优先于另外的庞大对华贸易计划的责任被留给了欧洲人。而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并不急于牺牲利润,来为穆斯林的权利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正视中国

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不再遵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相反,中国的许多外交政策专家谈的是一个后美国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多极,而且中国将与美国同起同坐。张沱生等一些中国专家认定,中国很快会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中超过美国。在这个新的亚洲秩序里,中国有能力捍卫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张,甚至阻止美国保护台湾。中国可以在美国与其长期盟友的关系出现摩擦时(例如它与韩国和土耳其的结盟)趁虚而入,可以挑战美国在高热度问题上的政策(如对伊朗和朝鲜),可以成为全球化的代言人,可以用钱来购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和战略准入,可以在节能领域成为全球领袖。

因此,美国的对华问题不再是“管理中国的崛起”,而是如何在气候变化和能源等跨国问题上寻找更加深入地与中国接触的办法,同时制定路径规则,避免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抗。接触本身并不排斥对人权的坚持(对双方来说这一点都应该被加上),并不排斥就更好的贸易与投资条件进行谈判,并不排斥反击在东亚或其他地区发生的侵略行为。它所排斥的是把对方当成敌人来对待。中国的军事实力将不可避免地提升,以配合其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目前这种影响已超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横跨亚洲、地中海地区,直到拉丁美洲。美国将不得不适应这个新现实,为共同安全做更多投入,比如在节能和可再生资源方面进行合作,而不是遏制和打贸易战。正如科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最近所写的,这种调整的出发点是“对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有一种新的谦逊认识”。这意味着要重新聚焦美国的优势,着眼于美国在多边商业和环境论坛上的影响力,关注美国的盟国和美国理想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