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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修昔底德陷阱的三种未来

2018-08-27

近期,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弗大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对中美关系发出了一个悲观的判断,他认为在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两个大国当前的关系背景下,修昔底德陷阱几乎无法避免。

这个判断是否过于悲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应该认识到,当前美国对华态度,的确出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最大变化。从2016年年中以来,美国对华研究界、政策界都在普遍讨论中美关系转向。其变化的核心是,中国崛起之后,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否还是霸主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我国学术界当时对其有所关注,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这种关注有所忽略。

当然,正如李光耀所说,美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更加明确了未来近50年的战略路线图。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也不可避免的要考虑未来十年甚至到中国两个百年时期的实力对比。

这一切正如美国民主党的部分参议员所说,既与特朗普有关,也与特朗普无关。这就是格雷汉姆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中美两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经验,只是描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多次国际秩序变化的宏观局面。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并不必然表现为战争。例如没有人会否认美苏之间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争霸,但是美苏之间并没有最终以战争收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摩擦方式,至少体现为以下三种。

首先,两个大国长期在多个领域发生全方位的摩擦和竞争,直至一个国家发生根本变化,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前苏联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冲突,二者之间的全方位竞争形成了改变世界的历史。

其次,两个大国在短时间内,在某一具体领域爆发大规模冲突,如领土领海、贸易等,通过这场冲突明确二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最终形成一段时期的稳定。历史上有斯巴达与雅典,近代有英国与西班牙,德国的崛起,当代有美日关系等。

第三,两个大国在较长时间内,在多个领域发生小规模的摩擦和竞争,但是出于各方面的限制和其他特殊原因,两国并未最终走向冲突,而是悄然发生力量变化。比如20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等。在这种局面中,其他特殊原因成为了重要的变量,比如其他新的大国的崛起,特殊国际威胁如大规模恐怖主义的出现。

在这三种未来中,中美之间是必定要落入其中一种,还是能够开创新的局面?如果修昔底德陷阱几乎无法避免,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中美两国至少以第三种方式来拯救未来?格雷汉姆进而在《注定一战?》一书中说,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是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如今这二者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难以预见美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利益考量,究竟是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还是将中国崛起置于一个可管控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稳定,核心取决于两国对于国内发展挑战的理解。如果两国都认为外来压力是经济下行或者威胁执政权的主要原因,那么两国关系的稳定就有比较大的未知数。

因此,争取以第三种方式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应当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中国必然要做好中美之间多个领域小规模摩擦和竞争的准备,从管控分歧的思路走向管控摩擦规模。由于中美存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中美之间有落入第一种陷阱即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出现,其实并不是一种最坏选择。

问题在于,贸易摩擦的规模,是否反映了中美之间避免更大规模冲突的理性,以及能否管控贸易摩擦扩散到其他领域或者其他地区。从当前特朗普的整体战略来看,这种管控理性有所体现但不够明显,常常被他的夸张话语所掩盖,因而更值得中美双方的有识之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