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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际大家庭”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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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之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拍摄集体照。(联邦政府/贝格曼)

一个多世纪以来,跻身“国际大家庭”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奋斗目标。如今有人预测,中国不久将承担美国放弃的诸多领导角色,而这样的机会并非第一次出现。

1919年和1949年,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已作好准备加入国际大家庭,并成为世界的领导。然而,成为由欧洲人定义并安排的世界秩序之一员,并不总合中国当权者的意。1793年,中国乾隆皇帝直接拒绝了英国正式建立两国关系的请求。实际上,乾隆认为大清不需要英国的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欧洲其他国家生产的良品。他在御旨末尾警告说,将来欧洲商人一旦登陆中国海岸,必遭驱逐。无论英国声称自己代表何种世界秩序,中国都没兴趣加入。

待到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2年),角色发生了对换。欧洲成长为军事和商业霸主,中国则发现其全球生产份额下降。正是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利益被欧洲左右,“国际大家庭”的说法甫现。19世纪中叶,英、法、美建立“治外法权”制度,否认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事实上,这种制度意味着在华的欧洲(或美国)公民只需服从本国法律,无需服从中国法律。19世纪50年代,美国律师顾盛(Caleb Cushing)在信中形容中国“残暴野蛮”,以此证明该政策的合理性:“我来到中国,怀揣着既定信念,那就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就美国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向任何外国让步,除非这个外国是我们自己国际大家庭——总之就是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

基本上,这个国际大家庭的概念,就是19世纪后来年月里由白人和基督徒来主导国家间的外交和美中关系。这期间,中国与英、法打了三次仗。1899-1900年的义和拳起义似乎证实了中国人的“残暴野蛮”:数百西方人和数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遭到杀害。义和拳的暴行常被用来证明国际大家庭继续排斥中国的政策合理性。这场起义被镇压后,外国军队占领了中国首都,而清廷之所以未倒台,主要是因为外国列强宁愿看它苟延残喘,也不愿面对大清灭亡引起的混乱。

满清王朝覆灭后,在它之上建起的共和国把加入大家庭作为目标。在1912年1月的中华民国《告各友邦书》中,新共和国的创建者孙中山阐述新政府原则时两次使用了这一措辞。“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中国本打算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同盟国事业,体面地进入国际大家庭。它派出10多万人前往欧洲提供后勤支援。同盟国战胜后,中国参加了凡尔赛和会,希望被认定为信誉良好的全球领导者。然而中国发现自己遭到背叛,之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并未归还,而是转给了日本。虽然前德国殖民地最终归还给了中国,但这一事件说明中国获得席位的努力路途多艰。这次背叛还引发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导致中国分裂,爆发内战。这让统一的中国政府直到几十年后才有可能去寻求大国地位。

另一场世界大战带来了下一个机会。除了1931年和1937年被日本入侵,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再度成为统一的共和国。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把中国当成对付日本的必要盟友。不久后,中国的蒋介石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比肩而坐,成为“四巨头”之一。1943年,顾盛坚持的“治外法权”被废除。到战争结束时,中国又成为胜利的一方,并在新成立的联合国获得安理会永久席位。

但事情一波三折,这次是中国的内政削弱了其国际地位。蒋的国民党在一场血惺内战中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中国大陆变成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虽然逃到台湾,虽然统治区域只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却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为几百万人而不是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发声,而且,台湾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几乎全部中国人口和中国国土,但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至少在官方它是不存在的。二战结束后的40年里,美苏两国垄断了国际政治,没有给中国这样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一方的国家留下空间,更遑论发挥影响力。而中国自己,其内部政治斗争既削弱了它的经济,也削弱了它的国际地位。

今天,一切都变了。

那么,中国是否已经作好准备,不仅成为“国际大家庭”(如今听来多么风雅)的一员,甚至成为全球领导者呢?任何身处“大事发生的房间”的国家,都必须兼具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情况显然正是如此:中国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战略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都说明其国际事务角色正得到其他国家认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头次通过吉布提海军基地在海外驻军;意识形态上,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国际主义。

当特朗普政府努力减少美国的海外存在(两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中国似乎有机会成为领导者。

但我们仍有理由怀疑中国的领导能力。虽然很快回转,但仍有传言说中国不久将禁止个人通过VPN接入未经审查的互联网,这标志着它是一个不安全国家,而不是什么全球领导者。中国国内最自由化的书店之一——上海季风书店宣布,因政府审查和意识形态压力而停业,况且它并不是唯一一家。中国的媒体仍受到严格控制,习近平领导下学术自由也一直受限,学者档案的存取不像曾经一个时期那么宽松,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如今被严密监控,并经常受到限制。习近平参加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生的反习示威,显示出中国政府的非民主性质与本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坐牢期间悲剧性离世,突显了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也让中国政府在与南非、捷克斯洛伐克和缅甸政权的比较中败下阵来,这些国家都释放了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人们很容易想像,顾盛会把刘的遭遇形容为“残暴野蛮”。

美国和中国都发现,自己面临着同样的全球机遇与内部缺陷之间的错裂。美国仍然是全球文化、经济、军事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说辞使他在迎合国内基础选民时忽视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建设。中国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不如美国,但成长更快,不过它受困于国内问题。民主在全球退潮已有时日,但我认为很难想像一个把Facebook或Twitter当作外来威胁的国家会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