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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的亚太地区美中双领导体制

2017-05-0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这两个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将按照所谓“求同存异”原则管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下决心要解决贸易逆差、“汇率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除双边关系外,两个大国还将就朝鲜核危机、反恐等其他重要的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合作。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首次会面后表示,他认为普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与之开展合作。不管布什先生的评论是否正确,它都说明世界领导人面对面交往是多么的重要。对世界领导人来说,峰会外交是建立信任关系,或者至少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最好方式之一。鉴于两位最高领导人至少在未来四年里同时都处在现任职位上,今年的首次会晤无疑是奠定了基础,并将对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产生持久影响。

图片来源:CNN财经频道。

当然两位领导人建立良好工作关系是不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新格局,即新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趋势代表着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动向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开始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扮演领导角色。同时,现有霸主则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美中是否会把这种双领导体制延伸到地区及全球机构,还有待观察。

秩序的不稳定性

这些新的发展存在着内生风险。这种新型关系所具有的新兴性质,意味着过渡进程仍在继续,局势尚未稳定。事实上,这是一个双重的权力结构,双方对应该做什么会有不同观点和意见,这也增加了不稳定性。双领导体制反映的是近年来的趋势,以及对中国崛起——即中国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近来放缓)——的认知。考虑到与华盛顿相比,北京已经拥有可观的新影响力,这有可能极大地影响全球和地区的权力分配。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而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则帮助东亚地区保持了经济稳定。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保持的领导地位,也许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有制衡作用,对北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形成阻碍。

不会出现两极或G2结构

一些现实主义者可能认为会出现一种美中各占一极的结构或均势。不过,双领导体制与这种概念不同,因为它反映的是本质上的不对称,而不是均势。中国还没有达到可以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程度。中国仅仅是开始在经济领域变得更有影响力,虽然这一趋势最终有可能增加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但影响力从经济过渡到政治要经过很长时间,而且难以衡量。因此,不仅全球事务,即使是地区事务上,中国在安全或政治领域很快取代美国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虽然双领导体制可能与“G2”和其他共享领导权的提法相似, 但它们在概念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同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2009年的时候曾强烈主张G2模式,认为“美中关系必须是真正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要与美欧、美日关系平行”。相比之下,双领导概念仅指东亚地区一种形成中的地区性结构,它强调的是美中在不同领域的特殊优势,尤其是经济与安全方面。在全球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不对称结构,美国仍然是唯一霸主,中国远没有取而代之。

这种双领导体制到目前为止是积极的,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其优势包括美中展开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反恐、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等。然而,目前不知道的是两个大国能否与地区内其他大国,如日本,进行很好的协调。

这个双领导体制也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感知。我们确实看到,美国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差距在缩小,如GDP总量,众多预测表明,后者GDP早晚会超过前者。总之,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软实力像它的GDP一样不断上升,人们的感觉是中国在向上走,而美国在走下坡路。另一个可以看双领导体制的角度是,中国也许在某个特定领域,如经济,成为了全球超级大国,但中国不太可能成为军事和政治上的主导大国。事实上,双领导体制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强调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也强调美国领导力的强大和持久。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在华尔街,而且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信誉丧失,但世界上还没出现对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大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目睹这一有趣的现象: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增长,而美国始终保持着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先地位。也因此,亚洲地区和全世界处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时刻,它应该有更多的实证数据和理论建构。

遏制VS接触

展望未来,主要参与国对双领导体制的反应至少存在两个重要疑问。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接受东亚地区的双领导体制。不用说,美国一直有各种反对的声音,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遏制政策与接触计划拥趸之间的辩论。在笔者看来,多数美国精英和决策者的观点是美国应该尽力把中国置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内,使中国成为圈内人,而不是挑战者。通过这种方式,中美不仅能避免东海和南海可能因争端而产生极不可取的致命军事对抗,而且可以在处理朝核问题、反恐、全球环境挑战等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实现双赢合作。

其他地区国家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南北朝鲜等现有参与者对双领导体制的反应。人们关注的问题也许还包括如何对待现有多边机制安排,如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的确,中国的邻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特别是在安全维度,其中大部分与南海和东海的严重冲突和领土争端有关。但同时,中国过去十年在该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与几乎所有邻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并发起成立了亚投行这类金融机构。中国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增加的正面表现,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尤为明显,中国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抵消了美国的负增长,为东盟国家发挥了稳定而有益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尚不清楚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或如何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未来的权力平衡

若干不确定因素将影响未来亚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地区力量转移的动因,但目前仍然不确定,一些人预测中国经济泡沫即将破灭,另一些人则认为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可持续。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也依然不确定,它取决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美国对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信守。如果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因素不断加强,那么双领导体制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存在。但是,如果美国或中国将来出现经济衰退,或美国无法推行其再平衡战略,那么它将加重双领导体制的不确定。无论哪种情况,美中关系不确定的特性都会在未来数年内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