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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亚洲关系

2016-11-30

自打1948年哈里·杜鲁门出人意料后来居上,赢了共和党对手托马斯·杜威以来,还没有哪一回美国总统大选如此地令人心烦意乱。尽管之前几个月在所有权威的民意调查中都落在后面,到了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在激烈的竞选中一举击败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投票正式结果出来后,特朗普的选举人票与杜鲁门非常巧合地不相上下(306票,杜鲁门30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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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当选总统特朗普相对于他的几位前任来说都是一大突破。但在某个方面,他多少承接了跨越1/4个世纪的三位前总统:就任总统之前担任公职的时间一个比一个少。比尔·克林顿进入椭圆型办公室之前,曾担任近10年的公职,小布什差不多5年,巴拉克·奥巴马更少。特朗普则没有半点民选和担任公职的资历,所以他在这一不幸趋势中垫底。

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胜利,可以归因于美国中部地区基础制造业的空心化。空心化在受影响地区引起主要是白人男性和女性(更多白人女性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深深的不满。投票支持特朗普,就等于投票反对主流政客及其精英支持者,等于反对外国的利益——主要表现就是强烈反对国际贸易和移民。“白人的反抗”浮出水面,反抗着更大背景下的收入停滞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2016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比2000年还低。即使那些处在工资阶梯第95个百分位上的人,过去40年里收入也仅仅增长了45%。而同一时期,工资位居前1%的人收入增长了180%。同样重要的是,自1990年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美国不工作的男性人数增幅高居第二。经济学家预计,到本世纪中期,这类人群将占到就业适龄男性的1/4。

唐纳德·特朗普对愤愤不平的白人选民的一味迎合,以及他由来已久(不那么被人注意)的反贸易思想,将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首先,美国正在向内转。受社会经济问题拖累,美国缺乏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和愈来愈强的能力。这种向内转变将强烈影响并负面作用于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为了最早、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在特朗普或下届政府领导下,当前版本的TPP没可能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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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转向保护主义。为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特朗普承诺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提高到远高于美国的世贸组织(WTO)条约所要求的水平,同时还会充分利用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甚至是非常时期经济权力,来打击中国的贸易流通。预期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法律报复也不会阻挠他的这一意愿,虽然强度上有可能减弱。自从特朗普成为曼哈顿一名年轻地产开发商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亚洲人(当时是日本人)是本能地用重商主义和欺骗来从事国际贸易。WTO成立之前,罗纳德·里根对日本摩托车和半导体产品加征45%和100%的高关税,这也是特朗普想唱的戏码。即将出现的严重美中贸易摩擦还可能影响双边投资,在这方面,对于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美国公司的案例,以及要求更对等地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美国会有更坚实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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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除了贸易政策,特朗普的经济哲学还将扰乱货币市场。他的经济哲学主要是标准的共和党/里根经济学那一套(信奉放松管制的私人市场,讨好1%的富人)。短期内,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较紧的货币政策会在全球需求低迷之际吸引资本流入美国。长期内,联邦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冲击着人们“美元是避风港”的想法,这将给美元带来下行压力。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之后开征非法反补贴税,将使贸易危机和货币危机叠加并恶化,并可能导致外汇市场陷入极端性波动。

第四,特朗普的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将呈现出更多孤立主义色彩,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时,宁愿把更大责任交付给其他大国和合作伙伴。虽然不会牺牲国防战备,但对欧洲和亚洲的大规模战略威慑考量将让位给重点消除更直接(或者能自我升级)的存在性威胁。而排在这个存在性威胁队列之首的,就是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在亚太地区,那些被认为是搭战略顺风车的盟国和伙伴国(在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观念里,这是它们贸易政策圈套的前提)将被更粗暴地要求分摊财政军事负担。虽然还是会全面兑现对盟国合法的防御义务,但在对亚洲外交关系上采取更撒手的政策,会削弱除了盟国之外其他区域合作伙伴对美国意志的信心,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假以时日,这种不负责任和大意会让人们质疑美国领导力的长期后劲,质疑美国在亚洲的协同领导作用。反过来,东盟国家会打开大门,用更少冒险、更具建设性的方法与中国打交道。这会让已经遭冷落的“重返亚洲”变得更加不受待见。

第五,最近经过不懈努力达成的美中及多边环境合作也岌岌可危。对气候问题的否认和对监管的深恶痛绝,形成了一个少见的交汇点,让特朗普的本土蓝领拥戴者与共和党内他的1%精英支持者团结到了一起。由于特朗普无法向其本土主义拥护者兑现堂吉诃德式的让就业回流和关于移民的承诺(建一座“高高的、坚固的、漂亮的南方边境墙”),那么,取消原本羸弱的,在对等基础上非强制性的、为行动而行动的美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承诺,就成为低成本的献祭之道。不过,宣布巴黎协议作废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地位,这一地位在肮脏的大选期间已经饱受摧残。

特朗普获胜的最后一个影响,是中短期内美中关系的管控将变得难以捉摸。过去4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在任总统属于鹰派还是鸽派,美中关系始终处在稳定和可预见的轨道上。但特朗普是一个政治新手,被一帮核心政治顾问包围,基本没有处理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关系的经验,更缺乏美中关系经验。因此他就任总统初期,很可能错误连连,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两方面工作中都会形成夸张的“学习曲线”。

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代表着对罗纳德·里根为其知名胜局拼凑的联盟的最后喝彩。当一个在幻灭的、蓝领的本土主义下分崩离析的政党仍然绑定并决心满足其1%支持者利益的时候(包括即将来临的特朗普执政),美国政治必将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这也会在未来许多年里对美国海外事务产生连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