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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西点:美国例外论的局限

2014-06-09

“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以此为出发点,奥巴马总统5月28日在西点军校为他的外交政策作了辩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你们每一个人将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世界,它不仅仅保障我们的和平与繁荣,还要让和平与繁荣扩展到全世界”。他在强调自己观点时表示:“底线就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必须始终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如果不领导,没有人可以领导。”如果有人以为这次演讲会摒弃“我们是第一”的标准说辞,那么他必定非常失望。

奥巴马将其外交政策手段描绘成既非干涉主义,也非孤立主义。他同意,许多看起来超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范围的外部事务,仍需要美国作出反应,如叙利亚内战,或尼日利亚女学生被绑架事件,但这种介入不必是军事行动。奥巴马援引艾森豪威尔的思想说:“自从二战以来,我们所犯的一些代价最昂贵的错误,都不是因为我们的克制,而是因为我们仓促进行军事冒险,没有考虑后果,没有确定国际的支持和对我们行动合法性的认可,没有对美国人民坦率说出必需的牺牲。”奥巴马随后谈到面对不同情况的不同选择,也就是,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危机,需要美国直接甚至是单方面介入,而其他情况虽然可能“激发我们的道德心”,美国却不必卷入军事行动。

后一种情况是奥巴马演讲提及的重点。这个重点说白了,就是指恐怖主义,和动员盟国参与打击恐怖分子的必要性。他请求国会筹款50亿美元,建立新的“反恐合作基金”,“让美国提供训练,培养力量,为第一线伙伴国提供帮助”。他提到也门、索马里和马里,认为上述伙伴合作关系可能会在这些国家收到效果。虽然奥巴马演讲的主旨是,对利益不大的地区,美国应避免军事介入,但他提到,在掌握“可行性情报”和“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平民伤亡”的前提下,无人机进攻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反恐方式。在此处,奥巴马承认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与美国人民就这类行动达成共识。奥巴马说:“我还相信,我们反恐的行为基础,以及行为方式,都必须更加透明。我们必须能够公开说明有关行动,不论是无人机空袭还是训练合作伙伴。”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无人机使用上从未透明,而且对平民的伤亡非常粗心。

奥巴马说:“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但令我们与众不同的,不是我们能无视国际准则和法则,而是我们通过行动维护它们的意愿。”的确如此,而且奥巴马很正确地提了所谓“美国免责论”的事例,如美国阻碍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支持埃及独裁者,未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他也忽略了其他许多事例,如国家安全局监听别国领导人,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美国未能签署和批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条约。

鉴于此,奥巴马演讲内容的范围变得出人意料地狭窄。对付恐怖活动的确重要,但在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上惜字如金还是显得奇怪。这么说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危险正在加剧。奥巴马委婉地把该地区作为“地区性侵略”的一个实例,并为有关各方就解决分歧达成行为准则提供了希望。如前所说,他敦促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却在新加坡的一个讲话中发出完全不同的调子,他尖锐批评中国采取“破坏性单边行动”,在南海进行“恐吓与威胁”。当然,这招致了中国方面同样尖锐的反驳。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于,习近平主席不到两周前刚刚提出在亚洲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明显意在对抗美国的盟国体系。虽然习讲话中有几点,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主旨,如打破冷战思维,坚持互不干涉原则,实现和平共处,但习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亚洲人的亚洲”安全体系。他说:“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尽管没有提议建立一个正式联盟,但习的想法是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升级,本着共同安全精神,创建一个多边的“防务磋商机制”。

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还有待确认,例如,他是否寻求替换东盟对话机制?新的机制如何处理领土争端?毋庸置疑的是,建立纯亚洲成员机制的想法,与中国坚持美国不得介入南海和东海争端相吻合,它将使中国获得有效的地区领导权。奥巴马总统曾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对这些争端置之不理,但在他的西点军校演讲中,他选择对习的论述不作回应。

奥巴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前期曾经宣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人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升温的海上问题口水战能够停止,取而代之以严肃的外交斡旋。即使不通过国际仲裁,领土争端也没有理由不能通过多边对话和平解决。同样,美国的盟国体系没有理由不能与中国在东亚发挥更大经济政治作用并存。美国重返亚洲不会停止,中国人在地区利益问题上也会越来越自信,美中两国都需要空间,但它们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政策。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意味着美国在向日本这样的盟国,或向越南这样的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时,要避免陷入与中国的对抗,这对双方都没好处。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应该重新考虑它的拒绝政策,允许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如国际法庭或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审理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领土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