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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建设中国大市场须打破制度性壁垒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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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闭幕的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强调要“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这可谓具有雄心的远景目标,但强大国内市场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打破市场壁垒,破除阻碍国内国际市场有效畅通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重要背景是其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陷入了“结构性陷阱”。自2001年底加入WTO,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市场体制改革迅速提高全球市场份额的要素红利和市场红利有所衰减,剩余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加上全球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让中国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份额的难度与日俱增,培育和激发中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目前看,中国已经具备建设超大规模市场的现实基础。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96万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为6.22万亿美元。从进口规模看,中国也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其进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已由2001年的3.8%升至2019年的10.8%,接近美国的12.3%。随着中国经济今年率先复苏,消费品零售市场和进口规模均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远高于在其本土市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对全球需求的外溢效应明显上升。

作为人口规模、产业体系、资源禀赋、经济体量、市场潜能等特征鲜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会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逐步成熟的经济体,这无疑也会让全球其他经济体受益。然而,要真正成为全球“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仅仅依靠规模和体量。目前供需失调和国内市场不畅等因素仍制约着中国国内市场潜力的发挥。

首先,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是制约消费需求释放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在GDP的占比仅为39%,而美国、日本分别为68%和55%。中国国民的总储蓄率约为44%,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7%及发达经济体的23%。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第二,国内统一大市场还存在诸多机制和要素流动壁垒。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的“锦标赛式”竞争格局导致市场割裂,资源要素不能有效流动,也造成资源浪费与资源错配。

第三,距离国际高标准规则还有较大差距。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加墨三国协议》等超大型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具有全方位、多元化、高标准等特点,凸显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环保劳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方面的变革趋势,对中国市场体系建设形成全新挑战。

第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尚未完成,关税距中高收入国家的应有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平均关税更是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用新一轮多边贸易规则衡量,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整体较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提升,同时还需要尽早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在营商环境和市场准入方面,国内规则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策透明性也有疑虑。中国还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更大力度地实施结构性改革,通过国内市场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打通国内国际市场政策堵点,以加快建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

目前,有关外商投资的新版负面清单正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金融、通信、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对外开放,这将为引入全球公平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创造空间。未来的中国将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大规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