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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晓野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会成员及创始理事

中美关系的此时此刻

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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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间各种交往的基础是经济贸易,而经济贸易安排与其他领域问题本质性的不同是,经济矛盾是可以通过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得到解决的。在经贸关系这块“压舱石”已经成为“有动力的转向舵”的此时此刻,防止这一本质上最容易相互包容领域的矛盾将双边关系整体拖入螺旋式下降实为明智之选。这次两国关系的全面调整始于经贸领域,说明当事者还是有智慧的。

25年前中美经过谈判将双边经贸关系稳定了1/4个世纪。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银婚之际,彼此的熟悉程度足以让双方以新视角考虑今后相互间的关系。双方的选项有限:是离婚,还是通过谈判达成新协议以便在同一屋檐下维持婚姻?有爱的婚姻是港湾,无爱的婚姻是监牢。

大规模的中美经贸摩擦目前有希望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就中美经贸关系重新调整而言,谈判达成协议将迈开全面调整的第一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复杂、产业覆盖面广的经济体来说,谈判达成让步带来的压力是在不同的产业局部间递次化解的。而且,从经济过程看,只要市场竞争机制健全,一个领域因为承压带来的改变,可能会给相邻领域带来新的机会。这也是经贸谈判在一般情况下会是双赢的基础道理。当然,站在政府角度,承压方面是否需要救助,救助手段如何选择,能否识别相邻领域的机会并助力市场资源向这些方面调整,现行政策经过调整后是否能在落实谈判内容时产生趋利避害的效果,这些都是对外谈判作出承诺后带给政府的新挑战。

经贸谈判中,双方经济及产业衔接重叠越甚,谈判议题就会越多。复杂的关系调整不可能有一站式解决方案,中美之间就具体问题的谈判和对规则(包括双边和多边规则)的塑造与磨合也会持续展开,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会越来越大,需磨合的领域和问题还会涉及边境措施之外的领域。

经贸摩擦的初步解决,是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在一系列领域开始调整的第一步。双方领导人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摩擦的明确政治意愿至关重要。中美两国不同于有些西方国家的特点是,外交事务的决策层级很高,国家元首肩负着解决外交问题的主要责任。另外,除了明确的政治意愿起根本作用外,双方谈判班子的创造性工作也是谈判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

新的经贸协议达成之际,此时此刻的中美关系才算刚刚开启一轮全面调整。接下来,双边关系的诸多方面还将面临更多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粗粗列举如下:

一、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政治上如有共同利益的话,也许会向好的方向调整。但目前看来,这方面的交集尚待发掘。

二、在军事与安全问题上,两个大国如果形成对峙,任何一方都没有折冲退让的余地。这个特殊领域是由军事与安全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且在现实中鲜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双方曾经努力发掘共同利益点,今后可能要面临“收官”了。

四、对于其他一系列区域热点问题,双方调整、合作及分庭抗礼的各种可能都存在。这一轮调整将确定什么样的主调?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五、在多边经济领域,如果中美两大贸易巨头决定用“管理贸易”来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那将开启一个牵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调整过程。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会因此变得不一样。

经贸摩擦的阶段性解决似乎为双边关系的调整开了一个好头,但此时此刻中美关系的走向也许不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两国民间各界的互信基础是通过经贸问题的阶段性解决得到增强,还是更趋恶化,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国际关系史上,公开外交曾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国家间的负面观感。一些外交史研究人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此导致的。现在,互联网社会、民粹加上某些公开外交,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助推力量,不排除这种力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掣肘双边关系,使调整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调整的每一步结果,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调整结果没能增加政府和民间的互信,而是一步步地积累怨气,那么首先双方情绪极端化的群体中就会产生出仇恨。果真如此的话,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到那时再要求各界“释放最大限度的善意”,将于事无补。

现代经济发展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复杂化,经济变量传导链条变长,应因政策变化进行调整的纵深也加大。经贸领域与上述中美关系其他领域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领域有的问题从本质上看不存在妥协的余地,无法通过各自让步来形成平衡。而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则恰恰是可以交换和交易的。中美关系即将进入全面调整,而我们正站在下一步关系如何发展的分水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