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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中美应当合作管控基因编辑风险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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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引起了巨大争议,基因编辑技术仍然成为了生物产业的热点。2019年2月底,生物科技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宣布,已经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用于首例人类治疗。这是美国和欧盟批准的首个基因编辑临床试验,是该技术真正用于疾病治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随着该技术的逐步成熟,其所引发的争议和问题也将不断扩大,这是中美两国需要正视的一个前沿问题。

基因编辑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是由于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曾经在美国深造的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在未获得合法许可的情况下,对两名婴儿开展了基因编辑临床试验。这一非法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业内的激烈批评。中国监管部门对事件展开了深入的彻查,对贺建奎及涉事人员和机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人们普遍担心,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将开启一个新的“潘多拉魔盒”,打破业界对于该技术的心理禁忌。事实上,从该技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看,出现类似贺建奎事件的管控失败是一种必然。基因编辑的理论和试验方法通过学术期刊已在全球领域广泛传播,基因编辑的设备和材料并没有受到严格限制,这导致该技术的门槛在不断降低。未来,会有更多生物学家经过培训和在指导下开展类似试验。

如同所有颠覆性技术一样,基因编辑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和风险同样巨大。科学家估计,基因编辑可用于治疗先天遗传缺陷和癌症等传统治疗手段效果甚微的病症,可以提高动植物的成活率和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业界同样担心,基因编辑可能被滥用于制造“超级人类”,按照理想设计改变人类基因,以期达到增强智力、提升免疫力或延长寿命的效果。这些愿望看似美好,但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多数尝试都会事与愿违,给实验对象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基因编辑还可能成为生物黑客工具,被用于制作新型的传染病和生物武器,促使生物技术黑市的崛起。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都可能在生物黑市上购买到具有巨大破坏性的产品或技术,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风险。

基于上述担忧,国际科学界一直对基因编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3月14日,七国的18名科学家在《自然》网站上联名呼吁暂停可遗传的基因编辑。中国科技部重申中国禁止基因编辑婴儿,中国卫生部发布了限制人类使用基因编辑的法规草案。目前约有30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立法和限制,但仍然有很多国家没有设定相关限制,各国的法律制度也有不少差异,存在监管套利的风险。

管控基因编辑风险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与以往国际社会在防核扩散、气候变化、跨国贩毒、网络犯罪等议题上的合作不同,基因编辑迄今仍然是一项发展中的技术,其最终形态尚未确立。该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存在风险也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在当今世界,任何一国不会轻易放弃类似基因编辑这样的颠覆性技术,希望本国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上位居世界前列,塑造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因素使得管控基因编辑缺乏充足的动力,也难以形成政府之间的高度互信。因此,管控基因编辑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中美两国则应在其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其一,应由科学界和国际机构共同主导设计基因编辑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以往,此类颠覆性技术的规则设定主要由该领域的科学家主导,以确保相关规则和标准的专业性。但是,科学家往往会忽视技术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能全面理解相关技术给落后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能够更广泛代表各国利益和关切,弥补科学界遗漏的问题。

其二,大国应签署相关国际公约,率先落实基因编辑的禁止性措施。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大国是最有希望实现该技术产业化的国家,也是该技术未来最大的市场。相关国家签署公约,率先为基因编辑的研发和应用设定禁区,将对全球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有效降低该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其三,全球生物科学界应加强沟通和互动,强化科学家圈子对该技术自我监督的效力。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全球科学界率先对事件做出了严厉的谴责,表明了全球科学界不能容忍类似实验的鲜明态度。这种态度给每一位生物学家带来的无形压力,形成了道德上的约束机制。与之相对,如果全球科学界沟通不畅,形成某些“科研孤岛”,则更可能诱发一些科学家铤而走险,从事非法及违反伦理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