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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华贸易战,特朗普意在改变历史进程

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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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家、小企业主和前顾问的反对下,特朗普总统依然选择对中国发起了一场贸易战。他援用美国法律赋予他在不需要国会同意情况下限制进口的决定性权力,对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表示有意再将征税规模再扩大一倍,从而覆盖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之后他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这些措施对美国消费者、制造商和农民来说代价高昂,但并没有让总统改弦更张。这些措施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但特朗普对此毫不介意。北京一直处在失衡状态,并且竭力想弄明白特朗普的非正统战术,这让特朗普确信他已经赢了。

总统决定向中国下挑战书,这反映了某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浮躁的吹牛大王想要打架。特朗普的目标是改变历史进程。虽然说,如果把这一任务交给某个对历史至少有模糊认识的人,就不会那么令人感到不安,但问题的重点在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与其说是突然的政策转向,不如说是美国两党多年来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困顿无路的结果。

基于一些充分的理由,过去十年里,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怀疑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承诺,同时越来越警惕这个国家的野心。特朗普也许是贸易战的近因,但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挑动美国发起一场贸易战。北京的歧视性自主创新政策、强制性技术转让、明显参与教唆用其他形式进行知识产权偷窃、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对待外国公司前后不一以及其他越轨行为,都招来了华盛顿的敌意。

无疑,许多针对中国的指控都是夸张或错误的。而且十有八九,北京贸易政策违规所产生的总体负面影响,在数量级上并不比美国贸易政策违规所产生的总体负面影响更糟。但感觉是很重要的,而且坦白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美国这种日益增加的忧虑。

无论是谁管控着北京的公共关系,都没有做到在为国内受众和国外受众提供信息的时候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有太多关于中华复兴必胜的宣传,太多对中国在技术前沿必然超越美国的强调,太多关于中国“借鉴”西方创新实现其目标的傲慢言论,而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证据太少,中国仍然致力于和平崛起的证据也太少。那些激发中国受众自豪感的信息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北京的国内政策越来越不自由,其中包括更多的宗教和政治镇压、监视不断扩大、加固并扩展网络防火墙,以及其他形式对言论和表达的打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加冕成为中国终身国家主席的时候,它削弱了接触能让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更像我们这种观点的可信度。

当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挣扎着从多年残酷政策的错误中恢复,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广泛的市场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拥抱、鼓励和扶助中国是一回事。然而,当一个由越来越专制的政府领导的更加富裕的国家,它所寻求的战略目标如果现实的话,就有可能让美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仅仅指出关税是给美国人民和企业加税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贸易战的代价高昂,但这种说法没有给出美国应当怎样最好地回应中国崛起方式的答案。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2017年的《注定开战》一书中引用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写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所灌输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来的2500年里,新兴大国对守成霸主的挑战已经上演过许多回。新兴大国期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并要求获得相应的尊重,这给守成大国带来战略困境,它可以适应调整,希望有最好的结果,或者它会采取行动,在为时已晚前挫败挑战者的崛起。在历史长河中,对这种困境的回应通常都导致战争。

中国正在紧逼美国,战略回应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在越来越多人的警告声中,特朗普做出了回应。当前的霸主选择了通过让中国失去超越美国所需要的经济氧气,来试图毁掉中国的崛起之路。

特朗普正在对中国商品关闭美国市场,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威胁征收汽车关税并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条款,迫使美国的盟友也这么做。政府的观点是,美国正在带头解决同样困扰着我们盟友的中国问题,所以它们也应该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过不了多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北美和欧洲的制造业务的投资就会开始枯竭,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生产模式将是多余的了。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有关“遏制-接触”的争论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再度出现。从那时以来,美国直言不讳的坚定的对华鹰派一直警告说,接触只会激励一个无可避免的对手。但由于尽可能深入进行商业接触的决定成为美国的国策,这些观点变得不那么重要。

在接下来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施了经济改革,美国和全球与中国的交往都扩大了,数亿中国人脱贫,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出现,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得到大量低价商品,中国迅速晋身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摩擦再所难免,但美国的贸易法、双边对话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可以管控这些紧张。在有关中国的辩论中,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美国的政策仍然是迁就。

随后发生了大萧条冲击,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中国来了,并暗示它把美国当作一个衰落的大国,自己则着眼于不惜一切成为世界上技术领先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明显从对华政策光谱中的“迁就和接触”一端,转向了更强硬的“遏制和孤立”一端。

如今,反对美国用激进措施阻挠中国的技术野心,或者对中国经济政策不抱深度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寥寥无几。今年夏天,《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在参议院以85票对10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400票对2票获得通过。该法案放宽条件,扩大了美国政府阻止中国收购美国技术公司和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美国技术的干预范围。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的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如果她成为美国总统,她也会面临同样的战略困境,并可能做出类似的选择来对抗中国。这是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必然。继续迁就中国已经不再有政治上的好处,而变得强硬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坏处。

对于那些憎恶贸易限制的人,以及那些有理由担心经济和机会成本困扰分化了的全球经济的人来说,除了抱怨关税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争论已经不合时宜了。贸易战和真正的战争一样代价高昂,但当民众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为此做出至少一定程度的牺牲。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 用无所作为而不是加征关税来回应中国的政策,短期内不需要任何成本,但如果中国政策所带来的担忧是合法的,现在不去解决它,假以时日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解决——假如还能解决的话。

这不是在为特朗普的对华立场找借口,而是解释这种立场。它可能带来经济灾难,甚至更糟,但这种立场并没有过度偏离主流观点。事实也许证明,它将比特朗普循规蹈矩,继续采取忍耐包容政策的代价更低。有些人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言过其实,好像美国从来不曾违法越界,其他的人则假装问题不存在,而真相介于两者之间。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开战》一书评点的16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例子中,有12个的最终结果确实是战争。在大国设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四个例子中,道德规劝以及国际准则与机构的法律因素十分突出。因此,竞争对手也具有这种能力,把它们的战略必需与自己的期望区分开来,并且只坚定地确保前者。艾利森的结论是,把一切都置于优先地位,等于没有优先。

如果历史从正面角度来评判特朗普贸易战的话,它必须带来长期的战略平衡,这是在一套新的规则与奖励措施下达成的新谅解,在这种平衡中,美中之间的商业往来在华盛顿和北京看来不单是一种互惠互利,而且也是经济的最优选择以及和平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