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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比贸易战更好的替代选择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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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他建议对出口到美国的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达到这一目标。此举是否能按照WTO规则来进行还不十分清楚,但似乎已无法阻止特朗普总统这么做。在新的关税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肯定会下降。但正如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自发性贸易的增长会提升双方的整体福利,它们之间贸易的非自发性减少则会降低双方的整体福利,这是双输。

此外,这些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关税最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美方进口商用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取代从中国的进口。这样,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它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会上升。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贸易逆差不会有实质性变化,美国国内的GDP和就业也不会有多少增长。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不相应减少美国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总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下降的。换句话说就是,无论美中贸易逆差如何,除非美国国内投资下降或储蓄上升,否则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基本上不会改变。选择性地针对特定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如关税或配额政策,可以改变贸易逆差的来源,比如从美中贸易逆差变为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但却无法让总逆差减少。如果把美国的实际GDP看成是给定的,那么就一定会是这种情况。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自发性(预料不到的)增长,从而带动美国的实际GDP上升,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有可能下降。其中的关键在于,生产出来的出口产品是以前没有生产和出口过的,这样实际的GDP和出口才会出现真正的增长。

贸易战是双输

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不大可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为在中国实施报复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贸易战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赢家,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因为它们可能的消费选择被人为地限制和减少了。由于出口下降,两国的出口都会受到伤害,两国进口商的业务也会下滑。而两国使用进口商品的消费者和生产商,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进口的确有助于保持低通胀。研究发现,从1994年到2017年,中国占美国非石油进口的份额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美国非石油价格指数的年涨幅减少0.1个百分点。在美国非石油进口总额中,中国的份额从1989年的2.7%陆续升至2009年的近22%,直到2017年基本上都保持在这一水平。从1989年到2017年,美国非石油价格指数的年均涨幅为2.5%,与之前的28年,也就是从1961年到1989年的5.1%相比,下降了2.6个百分点。1989年以来核心通胀率升速的放缓让美国保持了较低的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肯定会降低中国在美国非石油进口中占的份额,从而可能导致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上升。

因此,如果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两国都会蒙受伤筋动骨的损失。虽然从战术角度看,发出贸易战威胁可能有它的意义,但没有人希望它真的发生。而比贸易战更好的替代方案就是,美国通过增加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并且,美国增加出口可以有两种不同方法,一是把现有的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转移至中国,二是生产向中国出口的新产品,尤其是利用当前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第一种方法充其量是表面文章,就算美中贸易逆差下降,美国的GDP和就业也不会有什么增长。除了可以宣布成功地减少了贸易逆差,对美国(或者对中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好处。而第二种方法将真正提升美中两国的福利,美国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将因此获利,中国的进口商、消费者和使用新进口产品的生产商也将得到好处。

再者,针对中国的关税甚至不会减少美国与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进口商很可能用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从中国的进口。美国服装贸易史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从1989年到2017年,香港、台湾和韩国在美国服装进口中的合计份额从36.9%下降到1.7%,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份额从11.7%上升到了36.6%。随着对来自中国的服装征收新的关税,中国的份额会急剧下降,进而被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取代。而美国的服装进口也许仍然保持不变。

中美贸易战可以并且应当予以避免。贸易战肯定会减少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整体福利。就缩小美中贸易逆差来说,生产出口到中国的新产品才是更好的替代选择。它对于中美两国是双赢,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值得两国认真加以考虑。

当然,美国对中美经济关系的不满不仅仅是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其中之一,但在这一领域中国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建立了有全国管辖权的知识产权法院。另一个不满是限制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中国最近已宣布取消许多行业大部分乃至最终全部的外资持股限制,这应该有助于部分缓解对强制技术转让的担忧。国家对技术开发的扶持也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美国的政府机构多年来就一直在为美国半导体生产技术联合体(Sematech)提供资助。最后是国有企业,虽然在美国国有企业很罕见,但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经济仍然十分重要。与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企业一样,对中国企业的评判基础应该是它们的行为,而不是所有权。而且,并不是所有中国国有企业都获得净补贴——这样的企业为数不少,它们经常被分配承担的巨大社会责任,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通常所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