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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人为伍: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利与弊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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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

国家支持的中国企业行为及中国和地方政府领导在对象国扮演的角色,是“中国资本本色”的两个关键元素。这一称谓包含了对中国资本流入——地产、教育、产业投资、研发、甚至政府宣传运动——的不同反应,以及对中国参与对象国经济运行内涵的不同反应,无论这种参与是真实存在还是想象出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凭借国家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经济中扮演的主导型角色,以及中国投资、贸易和外国企业市场准入获利日益增长的规模、重要性和意义,伙伴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到这种互动态势中来。

与一个持续扩张、日益开放的中国的贸易关系令外国领导者身处这样一个境地,即与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进行官方接触给人们的印象,往好处说是为寻求共同战略经济利益的务实合作,往坏处说则是与之为伍。

如果中国拥有一个正式的国对国接触战略,那么中国国内国外的基础设施服务必须支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协定与国家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既可以通过国家对企业直接或间接的所有权实现,也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植入企业或将企业的成功与执政党紧密挂钩实现。

这通常会令对象国的高层领导成为中国高层领导的双边伙伴,而后者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是维护并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近期的例子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其间习近平夫妇与英国女王夫妇一同乘坐女王的金色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以及习于2015年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习近平于2017年4月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庄园进行访问;总理李克强于2017年3月对澳大利亚进行的访问,以及习近平于2017年1月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和上周在德国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上的露面。公司、政策制定者、中国研究者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这些双边交往和高规格会议中扮演的角色显示出了极大兴趣。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向世人展示其政治领导力,从而在国内外形成了中国经济友好外交大获成功的印象,这种印象削弱了此前共产党式友好外交的失败。中国领导人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出现在国际舞台,并为世界所接受,这营造出一种中国政治的成功感和全球商业经济的领导力,它既有利于中国公众外交,也有利于国内政治宣传。实际上,中国的成功更多是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获取好处。这在中国参与他国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中国政权的某些做法,也就是中国政府那些依然会导致政治摩擦的行为和政策。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进化发展的反应各不相同,从学界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被媒体夸大其词的蔑视,到其他国家关于中国投资对政治安全影响的深切担忧,这些国家要么正在试图与中国建立更有价值的经贸纽带,要么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双边投资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对中国在战略行业投资的性质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在其否决澳洲电网收购案或其他并无太大战略意义的收购案上表露无遗,例如中国收购基德曼公司4万平方英里牧场。此外,还有围绕据称拥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岚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的风波。

2013年法国最大海运集团达飞海运与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签署了4亿欧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后者收购了前者全资子公司Terminal Links49%的股份,从而帮助中国实际上拥有了对其全球港口的控股权。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对于这种合作的反应应该是负面的,正如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2006年接管美国港口被拒。拥有迈阿密和休斯敦等港口,会降低运输和集装箱管理的交易成本,而与世界最大船运和集装箱公司之一的运输集团合作,也会抵销或降低中国商船的风险。如果万一发生针对中国商船的公海禁运,通过投资港口和船运公司,中国不仅可以分散大型国有企业的金融风险,同时还可以获得港口运营控制权以及不同贸易线路的使用权。一方面,这些并购案反映出全球化进程、全球一体化及船运行业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并购案也很可能引发相当大的政治反弹,如达尔文港案。鉴于中国对休斯敦和迈阿密的间接所有权,这要么显示出美国对市场进程控制的限度,要么显示出美国在这方面还有可待改善的空间。

然而,中国收购案通常被当作投资和开展地方及双边贸易的先行者而受到欢迎。例如,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政治阻力变小、就业下滑、物价下跌以及中国急于提升产业结构,欧洲各国与先前相比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虽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依然被视为操之过急,但人民币于2016年9月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令中国政策制定者、国际关系智库和政府大喜过望。

以上事件既显示出部分政治和外交交易的不透明性,也显示出这些交易极易造成并非单纯与中国合作的印象。从政治层面上看,高层领导们开始欢迎中国领导层的展示方式,这暗示着外国对华信任度在某种程度上的转变以及对华接触的意愿,虽然它们并未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明显调整。在促进投资和贸易上,中国外交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不仅体现在签署备忘录、频繁举行贸易峰会和自由贸易协定等正式关系方面,还体现在政府首脑或部长等高级别官方会谈上。

无疑,外国高层官员会欢迎中国政府官员、主要领导人和部长在支持中国的双边贸易、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等协议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如果一些企业极力避免让部长出席重要协议签署仪式,那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然而,随着政府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在公共舞台上赢得信誉,这很可能逐渐成为常态。

本土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密不可分。对于任何一份重要协议来说,政治干预都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因为协议可能会给与中国官员接触的政客和企业带来潜在利益,也可能给某些群体带来潜在危害。当考虑与中国进行交易时,利益相关方必须把公众和企业包括在内。这会令政治层与商业交易进一步靠拢,同时负起更多责任,而这需要专业的分析和信息,来平衡决策后果带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