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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双新常态”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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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去全球化”较量加剧,加上八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始终在低谷徘徊,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这种复杂性与波动性打击的许多国家,如今都在摸索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今后该怎么办。

在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混乱的世界形势造成政治的剧烈动荡和社会的严重分化。随之而来的是“黑天鹅事件”增加,全球化发展严重分叉。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继续推进的同时,代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力量迅速崛起,成为不少国家的重要政治力量。我们必须找出造成世界混乱的根本原因,看看主要大国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是如何应对的。

众所周知,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源自“超长的19世纪”,当时发生了“全球变革”,并出现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从现实上说,它是欧洲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治理,并不是什么全球治理,因为当时欧洲人所创建的不过是“中心-边缘”式国际体系。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给世界带来了大范围破坏。二战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以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以世界银行、IMF、WTO(前身为GATT)为支柱的货币贸易体系。

诞生于二战废墟,曾因冷战而中断的这一轮全球化,快速地蔓延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下,出现了现在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但它基本上还是“中心-边缘”式国际体系,即美欧在中心,发展中国家在外围。直到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前15年,力量平衡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全球治理才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持续不断的全球化和正在兴起的去全球化,技术革命的冲击,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都为全世界增添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随着我们进入历史转型期,这种世界政治“新常态”会持续较长时间,其间,国际秩序发生蜕变,新的秩序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进入“新常态”,旧的增长引擎垂垂老去,新的动能尚未发现。这种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是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开始经济调整和转型。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全面进入“双新常态”,主要大国和地区因国际地位、历史传承和经济实力的不同而作出了不同反应。

作为旧“中心-边缘”体系主导力量和继承者的美国陷入深深的战略焦虑与混乱。力量平衡朝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移,国内裂痕加深,普通百姓与华尔街精英对立,这些加剧了美国政治制度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危机。

特朗普政府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倾向的表现是,企图通过放弃TPP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单方面改变全球规则,同时继续实施奥巴马政府开始的全球收缩,回归美国孤立主义传统。这种战略焦虑还表现在大幅增加美国军备开支以加强军事优势,并落实“美国优先”政策。

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新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未有斩获。没有任何显著迹象说明美国很好地适应了“双新常态”。

至于欧盟,无处不在的混乱与失序正在撕裂这个联盟。随着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去全球化”抬头,政治激进成为家常便饭,并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体系。尽管最近法国大选结果让欧洲得到安慰,但民粹主义阴影正迅速扩大,人们反欧盟、反移民、反全球化情绪高涨。持续不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为欧盟这个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特别试验区”的未来加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欧盟的希望在于,欧洲国家为走出当前危机转而与中国和亚太地区合作。欧洲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态度与美日形成了强烈对比。

日本对“双新常态”的反应是独特而自残式的。日本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对美国亦步亦趋,认为自己寻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得到了美国这个强硬后台的支持,同时它在过去十年里支持“亚太再平衡”和“重返亚洲”,支持对中国的“离岸平衡”。日本把和平发展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看成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不是亚洲重要的合作对象。可以肯定地说,东亚地区动荡加剧的原因就在于美日试图联手制衡中国。

经过前苏联解体和西方多年来对其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强劲反弹,外交政策更具主动性。乌克兰和叙利亚就是两个范例,俄罗斯以创造性的方式在那里保持了强势地位。很明显,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愈发稳固强大,虽然它的经济仍受困于全球油价持续低迷和世界经济长达八年的低增长。

在世界政治经济出现“双新常态”的时代,中国经过数十年快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并通过成功解决贫困难题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稳定。过去30年来,超过七亿人步入了中产阶层。

而且,中国最近几十年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出一系列蕴含中华文明的倡议和理念,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改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几点值得一提:

一是,中国选择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条道路不同于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目前,中国正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增长。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现在和将来中国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如果中国在自由贸易与投资方面继续作全球化火车头,那么各国都会有更好的增长前景。

二是,无论是外界默许还是自愿,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其他国家协调破解全球化难题等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不断发挥创新和引领作用都是势在必行的。

这种作用体现为中国尝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以改善全球治理。中国最近在该领域的足迹十分清晰: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多边减贫、妇女权利、维和行动与发展;从国际关系民主化,到建立基于平等与共同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从事实上的国家利益共享共同体,到习近平主席今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如何在政治经济“双新常态”时代更好地驶过未知水域,中国为世界提供了若干令人满意的答案,尽到了一个全球大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