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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WTO的救命索?

2017-03-31

中国去年12月庆祝加入世贸组织(WTO)15周年。中国官员曾为加入WTO进行了将近15年的谈判,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的努力都获得回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作用扩大,它的出口增长了近十倍。WTO成员资格也让北京受到严格监督,其他成员国的多起投诉可能带来报复性结果——在18个已完结的诉华案中,只有两个对投诉方不利。不过在实践中,北京还是能排除万难,遵守WTO绝大多数裁定,同时利用其成员资格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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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指出,中国遵守WTO仲裁判决的模式虽然在技术上是真实的,但却很少与其政策目标相抵触。他以稀土矿出口限制和风能补贴为例,说明早在中国输掉官司之前,它就已经取得了预期成果。而在其他例子中,比如2012年判定中国在国内市场不公平地排挤外国的支付服务,中国即使服从判决,市场也没有出现任何明显变化。而北京遵守WTO法律框架还是得大于失。

特朗普政府对包括WTO在内的全球性机构并无好感。被提名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曾批评WTO约束了美国决策者。作为一向就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替美国各种产业进行申辩的一名贸易律师,莱特希泽现在的位置可以影响制度改变,或至少取缔WTO的权威性。途径之一,是在确定现有案件积压会让仲裁拖上好几年的情况下,采取公然的阻止行动。而莱特希泽过去曾暗示,一个不合作的WTO不值得留恋。2007年在与卡托研究所的丹尼尔·埃肯森进行的一次辩论中,莱特希泽的结论是让WTO坚持司法能动性的唯一答案就是“达成更改协议的共识,或者干脆退出这一体系”。

WTO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削弱,意味着无论是否征收关税,中国的出口都会有麻烦。投资商在考虑他们的制造业供应链时不仅对价格敏感,也厌恶风险。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贾斯汀·皮尔斯和耶鲁管理学院教授彼得·肖特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揭示了本世纪初风险厌恶情绪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意义。他们发现,虽然关税保持不变,但有关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2000年美中关系法案的通过,缓解了人们对未来关税上调的担忧。因此,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法则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的变化。

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美国产业带来的后果——首先是有可能面临关税上调的领域减少了就业机会——超出了美国当代立法者的理解范围。事后看,从直观上说,保持现有低关税不变,以及为中国加入WTO大开方便之门,或许导致更的高风险和更长期的投资,从而让美国的产业承压。同样直观的,也许还有当前的忧虑。不受约束的、更难加预测的贸易关系,将给旨在建立全球供应链的投资增添新风险。既然WTO和其他权力机构无法保证利润率,那么,还值不值得把资金投入基础建设,以便从十个不同国家采购计算机零件,设法节约哪怕是1%的成本?在强制性贸易规则缺失的情况下,供应链风险与地理上的复杂性是成正比的。

就中国来说,中国制造业成功从生产低成本产品转向生产更加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但这一事实使供应链无法扩张的根本性危险进一步加剧。从廉价产品升级到高技术元器件,固然给中国带来了收入更高的工作,但相关供应链的风险也更大。即使有一点点爆发无节制贸易战的迹象,苹果在考虑保持或扩大其在华iPhone组装的时候也会三思,因为这对高价值、高产量产品供应链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为防万一很值得把生产迁往别处。

鉴于以上问题,北京支持维护全球贸易现状是明智的。这也许意味着它会对未来的仲裁作出认真回应,会进一步向WTO贡献其领导力,或努力推进“环境产品贸易协议”一类的倡议。不过,这些行动都无法对抗特朗普政府和罗伯特·莱特希泽有可能单方面给中国出口产业造成的潜在损失。纵然没有新的贸易摩擦或新关税,中国可能也在不久的未来给自己制造麻烦。严格的网络安全法将遏制专有数据的流动,而这是全球贸易中快速增长的部分。尤其是,中国的数据本土化规定会妨碍近年涌现的全球数据供应链无缝运作。

习近平主席曾经表达维护和发展世界秩序的愿望。中国目前对WTO的立场也许与特朗普的白宫正相反,它表明习近平更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中国在对美、对欧贸易上取得的成功,不止在于贸易壁垒的相对高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共同体当中可靠的一员。维护该共同体的完整性,让别国记住它的有效性,这一艰巨任务如今落在了中国肩上。如果习直面挑战,阻止了全球贸易崩溃,那么获益的将远远不止是中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