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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的未来产业创新之争

2017-03-10

按特朗普政府的说法,2008年经济衰退后,美国工人和企业界损失了30万个制造业工作,经历了二战以来最缓慢的经济复苏。因此,特朗普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带回就业与增长”。

为让经济回到正轨,白宫计划未来十年在美国创造2500万个新就业,让经济年增长率恢复到4%。相比之下,中国近期推出的五年计划是基于先进制造业和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

最奇怪的是,美国所关注的是哪一类产业政策,这通常是欠发达国家的做法,而中国着眼于创新战略,这通常是相对富裕国家的主科。结果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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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中期产业目标

寻求振兴美国出口并非特朗普政府首创。“我们将使我们的出口五年之内翻一番,这一增长将支持20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2010年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说。由于奥巴马的“国家出口计划”让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对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的担忧增加,该计划与奥巴马其他遗产一道最终不了了之。

如今,全球每年出口总额接近18万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来自8个出口巨头,包括欧盟(2.3万亿美元)、中国(2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6000亿美元),其后还有韩国、香港、荷兰和意大利。

为大幅度提升美国的出口实力,特朗普挑选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白宫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NTC)。现在,纳瓦罗的工作是监督产业政策,而把矛头对准贸易逆差则是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铺路。

纳瓦罗是共和党幕后人士,他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也曾为米特·罗姆尼失败的竞选活动出谋划策。正如我在三年前所警告的,纳瓦罗和特朗普的另一位贸易顾问——纽柯公司前CEO丹·迪米科不仅代表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他们力图使反华偏见在美国成为主流。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的指令有一个关键执行人,即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此人是一位破产专家,其财富来自破产的美国公司和离岸外包工作。

直到前不久,新产业政策的启动范围仍相对较小,影响相对有限。相反,如果大范围实施起来,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发泄式的(但由于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不会更快而是会更慢),通货膨胀将上升,贸易伙伴进行报复,股价将下跌。这在历史上有过先例。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外国进口产品的成本。开始的时候似乎有效,但很快遭到其他国家报复。

中国中期产业与创新政策

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并且拒绝必要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更广泛的结构改革,向由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的新产业迈进。

从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可以看出,新的五年规划蓝图纳入许多近来与技术有关的倡议,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SEI)”、“创新2030”、“互联网+”,以及“中国制造2025”。

中国如今正采用优先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制造,朝更高的生产价值链和若干关键领域进发。列入优先技术的有75项,比上个规划多了近60项。以机器人为例,2015年,日本仍然是工业机器人制造业霸主,产量占全球的60%,而到2016年底,中国机器人年产量达到10万台,五年内增加两倍。

在这一进程中,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将明显上升。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将达创纪录水平(2.5%),以资助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将制订科学技术规划,建立一流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帮助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创新企业。

2010年的时候,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份额还相对较低(1.6%)。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当(2.5%),接近美国的水平(2.7%)。

创新领导权之争

西欧和日本受到重创后,在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重建和复苏前,是美国的出口主导着世界经济。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所占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9%下降到2015年的19%。资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跌至第三位,约占7%。同期德国出口份额几乎减半,目前不足6%,虽然欧洲主权信用危机让德国相对获益。

发达国家出口份额下降,反映的是大型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活动的迅猛增加,尤其是中国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制造国。

结果是,过去1/4个世纪里,制造业就业在多数制造大国出现下降,但在许多大型新兴经济体却上升了。鉴于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优势,以及80年代中期美国技术部门兴起离岸外包,发达国家更愿意多关注它们有竞争优势的高附加值领域。

美国现在选择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它的结果可能是促使美国创新的相对退化长期化,从而进一步使美国民用和军工产业创新的相对衰落长期化。

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力持续徘徊,有停滞危险。尽管仍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力的国家,但美国的防务领先不再十拿九稳,已现颓势。由于防务创新约占美国全部创新的一半,其衰落不仅影响军事创新与能力,也影响整个商业创新和美国的竞争力。

进入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结果?

与奥巴马相反,特朗普希望通过实施“有利于增长的税制改革”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通过重谈或拒绝贸易协定“让高收入工作岗位回到本土,支持作为我们经济支柱的美国制造业”。他的愿望是释放经济增长,创造2500万个新就业。

但现实情况是,依赖新的政策工具(减税、大量放松管制、新能源出口),可能会在短期内提振美国经济,但长期情况将更趋恶化(收入两极分化加剧、误导性放松管制带来社会成本、大规模页岩开采导致环境危害)。持续高速增长的景象几乎不可能再现了,大规模增加就业也是一样。

矛盾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只想在次优领域取得进展,这种进展是暂时而渺小的。对前途无量的竞争创新领域有可能出现的进步,它却视而不见。

果真如此,那么中国不仅注定得益于自身世纪大改革的加速,也将得益于美国的政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