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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特朗普的“政策悖论”

2017-02-15

美国正式开启了“特朗普时代”。无论未来特朗普的施政纲领还有多少不确定性,但特朗普是带着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愤怒”,以反建制、反主流的角色上台的。这不仅预示着全球层面由此引发一场经济结构再造,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将面临更大的资源要素流动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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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然而进一步分析看,“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贸易创造。事实上,特朗普的出现并不是个别现象,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已以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倾向保护主义。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9年,尽管奥巴马政府大力实施“制造回流”和“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2008 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纪80 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美国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已连续3个季度下滑。2007-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都使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红利。

而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正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中国在美国出口占比渐增,美国若实行贸易保护,将可能遭受中国的贸易反制,受损的不仅是中国,更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汽车、飞机和专业设备等。同时,对短期内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日用消费品征收高额关税,将大大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其次,特朗普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货币收紧政策之间存在冲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国基础货币6年里至今增加4倍,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占GDP比例也由2007年的6.3%上升至2014年的26%(峰值水平)。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债务债权结构来看,为美国廉价融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变了全球金融货币循环。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外汇储备对GDP比例将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的5%左右。这也意味着以美国真实利率为基准的全球利率水平,将随着全球失衡的纠正和美国国债等债券融资的成本上行而进一步提升。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债务余额比例已经达到21%的警戒线,在特朗普实施大规模减税和实施5500亿-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赤字的背景下,美国真实利率水平可能进入快速上行通道,不仅财政预算可能捉襟见肘,美国债务恶化风险也可能加剧。

第三,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移民政策”可能伤及美国经济。当前,美国正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的拐点,美国生育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持续下降通道。人口普查局公布,美国人口最新数字为3.21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基本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表现得较为明显。2000年时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099%,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0.706%,13年间人口增长12.06%,年均增速为0.88%,明显比之前的人口增速慢。2015-2016年,美国人口仅增长不到0.7%,创1936-1937年以来新低。

“特朗普新政”强调打击非法移民,这也意味着每年大量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而后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大幅减少。届时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移民数量下滑等多方面合力,可能让美国人口增长更趋缓慢。由此看来,受到强势“特朗普冲击”的不仅是全球,更可能是美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