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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特朗普与德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冲突

2017-02-13

上周,特雷莎·梅成为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她在华盛顿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游说,目的是为其激烈的英国退欧谈判赢取筹码。的确,在英国的对外关系中,英美关系始终是“皇冠上的明珠”。一方面,它提供了最基础的安全锚,英国也一直是与美国建立全面情报合作关系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的市场和资本长期以来为英国的繁荣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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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来说,历史上只有另外一个市场就算不是更多,至少也是同样有吸引力,那就是中国。早在1839年,富有远见卓识的英国就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并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侵略性地让重商主义清朝打开了大门。到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即她的庞大帝国的巅峰期),英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摧毁了妨碍英国进入早期版“欧洲共同市场”的拿破仑大陆体系,在西方与美国、在东方与中国建立起有示范意义的贸易网。这段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与战略完美体现了帕默斯顿勋爵常被引用的断言:多变的英国“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毋庸置疑,这些利益有赖于开放的市场,以及能让英国从事贸易活动的港口。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与八国联军

1861年,让英国强大的贸易范式随着两场严重危机同时爆发开始被削弱。在西线,美国内战动摇了对英国纺织出口产品开放市场的根基。在东线,史上最大、最血腥的一场内战——太平天国起义让中国继续对英国茶商开放市场变得难以预测。不出所料的是,英国支持现状的稳定,它为清政府打击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叛军提供支持,从而继续享受中国开放市场的好处。不过,英国与庞大的东方中华帝国进行贸易,获得了丰厚回报,这引来了更多心怀叵测的客人,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和所有欧洲列强都提出“最惠国待遇”要求。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恶性多边事件中,列强们同意把中国市场瓜分成不同的商业势力范围,德国得到山东,俄国得到满洲,两地之间归日本,英国享有主要港口,美国则进入上海和天津,等等。

清政府未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屈服于包含不合理贸易让利要求的恐吓性最后通牒,为此中国人起而反抗,希望从西方列强和日本手中夺回民族自治权。为了对付受到精神控制的中国起义农民——义和拳,八个国家(英、美、日、俄、意、德、法和奥匈帝国)组成联军,他们依靠先进的技战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人的原始攻势。

义和团运动通常被看成“屈辱的世纪”的决定性转折点,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商业入侵此时达到顶峰,它无疑是历史性标志,是西方国家为商业利益从事对华贸易的必然结果。西方掌权者认为,如果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落后于人,他们的帝国最终就会输给竞争对手的崛起。

就像老话说的,“历史不会重演,但的确相似”。随着中国市场有望以巨大优势成为世界最大市场,为进入这个广阔市场,美国、德国、英国这些西方大国之间再次出现残酷的竞争。然而,中国已经与义和团时代不同,它如今强大得多,越来越能够以聪敏的战略能力进行新的地缘经济博弈。不像1900年,这回中国可以选择与谁一起重新调整其庞大的地缘经济态势。

无论出于计谋还是本能,特朗普都明白中国的市场潜力

分析是什么把唐纳德·特朗普送进白宫,在理论上是诱人的。例如,令人信服的前提是特朗普是一个狂热的煽动者,而贸易只会伤害中产阶级是因为分配不合理而不是收入扭曲。机械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但政治家的信念创造切身的利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会为“常春藤联盟”理论家的抽象假设所驱动,它靠的是极具操作性的唐纳德·特朗普代码,哪怕他的观念模式有多么似是而非。一系列声明和行政命令清楚地表明,特朗普将重新就全球商业秩序进行谈判,并让美国的综合战略主体这一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经济军事机器介入他的新贸易博弈。

特朗普的总体谈判战略并非是偶然和没有方向的。当把欧盟称为被德国利用的工具时,显然这位总统认为,在他与中国的市场准入和贸易互惠谈判中,德国是一个重要的地缘经济竞争对手。他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诬陷德国人为操纵汇率,压低出口产品价格。不出意外的是,为削弱德国,特朗普会在欧盟培植“欧洲怀疑论”(他的高级顾问承诺在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支持玛丽娜·勒庞),同时他会与北京进行“斗鸡博弈”,为的是进入21世纪这个最重要的市场。

德国当然不会对特朗普的商业修正主义袖手旁观。针对特朗普的讲话,德国副总理的回应是公开呼吁欧盟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甚至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德国是欧盟与韩国自贸协定的大受益方,也一直支持当前与日本进行的贸易协定谈判。在中国,德国已经拥有牢固的商贸网,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大规模生产的整合,德国技术如今正让中国工业向21世纪标准、即所谓的工业4.0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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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能团结起来吗?

美国相对于德国的终极地缘经济优势,就是欧盟的最终解体。美国和俄罗斯有可能联手支持这一目标,这将无人能敌,除非欧盟表现出非凡的抵御能力和战略成熟。60年前,欧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注意到,“通过采纳欧洲的技术和欧洲的民族主义诉求,世界已经变成欧洲,并成功地利用这二者反对欧洲。欧洲,作为老欧洲,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它已经退位,被美国和俄罗斯超越,如果欧洲不在最后时刻团结起来,美俄的政策将决定欧洲的命运”。

今天也许就是欧洲这样的最后时刻,是欧洲“自我团结”并自我定位为中美之间理性仲裁员的最后机会。但欧元区眼下的脆弱性,欧洲内部事务当中日益增多的哗众取宠和德国的目光短浅,都表明欧洲只会是一个收受者,而不是美、中、德地缘经济博弈过程中的全球规则制定者。欧洲缺少智识、硬实力和政治共识去制定和执行一种战略,更别说与巨兽玩边缘政策游戏了。这么看,欧洲的命运似乎又一次取决于欧洲以外的角色:北京和华盛顿。

中国的外交战略困境

现代史上第一次,中南海的主人习近平主席要被迫作出选择:要么姑息白宫里蛊惑民心的政客,他们用万能的军事机器包围中国,但他们的国家是相当文明的竞争者,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敌人;那么与德国这个脆弱同盟的偶然霸主结盟,但德国的势力会在欧元区崩溃的那一该化为乌有。这将是习近平执政期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寻求民族复兴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外交政策难题。中国能既满足那个狂热的蛊惑者,同时支持欧洲,在美国和德国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改变其市场开放吗?中国能挽救欧洲让世界维持和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