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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会贬值吗?

2016-05-20

一、近年人民币汇率发展史

1980年以前,人民币相当值钱,1美元兑换1到2元人民币(当时远远超过港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从1980年到1993年,人民币持续贬值。1994年初,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到8.7元兑1美元,同时在经常项目下开始可兑换。1994年之后到2015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上、实际上都在升值,直到6.1元兑换1美元。这期间有两段时间,即1997-2005年和2008-2011年,遇到了其他地方发生金融危机,而当时人民币是与美元挂钩的。

之后,在2015年8月11日开始的两个交易日里,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改变了每日外汇市场开盘汇率中间价的定价方式,人民币陡然贬值大约4%。这是1994年以来人民币最大幅度贬值。突如其来的贬值令全球资本市场倍感意外,影响了国内外的信心,甚至使美联储去年调升美国利率的行动推迟。

2015年底,IMF确信人民币已经可以“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因此决定让人民币进入组成特别提款权(SDR)的主要货币篮子(之前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而且权重达到10.92%,超过英镑和日元(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进一步向更为多元的海外机构投资群体开放。2015年12月,为减少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美元汇率的执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开始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衡量人民币相对美元、欧元、日元等13种贸易加权一揽子货币的价值变化。2016年1月,人民币再次贬值1%以上,但之后一直企稳在6.5兑1美元左右(表1、表2)。

目前,人民币对CFETS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与2015年初基本相同,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人民币净值既没有升高也没有下降。这是有可能的,虽然同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大约5%,但美元对欧元、日元等所有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更大。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升值幅度超过对美元,人民币/欧元、人民币/日元汇率的波动也大过人民币/美元汇率的波动(表3)。

表1: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美元 1978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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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94年以来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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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美元、人民币/欧元、人民币/100日元 1978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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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考虑的问题是,人民币将来会不会贬值。中国经济已经减速,从年均实际增长近10%下降到6.5%左右,正在向“新常态”过渡。按照增长率的这种下降,许多西方经济分析师和资产管理人,特别是对冲基金经理们,一年多以来一直表示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而人民币也许会因此大幅贬值20%。对冲基金经理们也肯定有所行动,在所有主要离岸人民币中心,他们以交割或无本金交割形式建立了可观的人民币空头头寸。此外,由于各方传言人民币将大幅贬值,许多中国企业也决定做对冲,譬如,出口商推迟出口收汇并低报,进口商加快进口汇票支付并多报,外币贷款负债人提前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境外直接投资者急于完结其交易。这些导致去年出现明显的资本净流出。还有其他证据也说明资本在外逃。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会贬值吗?

二、人民币是否被高估?

首先,有必要探讨人民币是否被高估,如果不是,那么贬值从经济上来说就不合理。仅仅是一些货币投机者声称人民币被高估,并采取相应行动,并不意味着人民币真的是被高估了。一种货币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一个可靠的指标,就是看经常项目或者货物与服务贸易余额是盈还是亏。如果一国持续拥有巨额贸易逆差(或顺差),那么它的币值就很可能高估(或低估)。2015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3.5%,从2.48万亿美元增加到2.56万亿美元,货物和服务进口下降3.7%,从2.19万亿美元减少到2.11万亿美元。结果是,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从2840亿美元增加到4560亿美元,从占GDP的2.7% 增加到4.2%(表4)。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预计继续拥有大量贸易顺差,所以人民币是不太可能被高估的。今天,如果有哪种货币被高估,那更可能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

表4:中国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在中国GDP中所占百分比 1952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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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眼下中国的贸易顺差,部分是得益于2014年以来原油价格大幅下跌。虽然中国原油进口量并未下降,但进口值却大幅减少,由此扩大了贸易顺差额。此外,由于出口收汇被推迟,同时进口结付加快,贸易盈余并充分体现当前的外汇储备水平。但像下面要谈到的,储备水平并不是问题。

三、中国外汇储备是否充足?

如果人民币没有被高估,那它贬值的原因何在?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一个标志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在2015年里持有的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下降。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在2014年年中达到约4万亿美元高点,但2014年末和2015年末分别下降到3.843万亿美元和3.330万亿美元。2016年1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是3.23万亿美元,2月底又进一步下降到3.20万亿美元,但下降速度减缓了许多(表5)。然而,即使近来出现下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官方外汇储备的国家,其次是日本。问题是,就算现在的速度达到一年净流出5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依然是充足的。

表5: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与人民币/美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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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取决于大约5000亿美元净流出当中,有多少实质上是一次性的,或者有可能是循环出现的。目前,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相当于中国一年半以上的进口额,是IMP认可的充足标准的三倍。而且,中国每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超过4500亿美元。2015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是1263亿美元,向海外直接投资流出1180亿美元,基本上持平。尽管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每年境外流入的直接投资金额 仍然大于流出(表6)。正常情况下,外汇储备水平应该增加差不多4500亿美元,也就是贸易的顺差额。不过,2015年外储减少5000多亿美元,说明官方外汇储备的流出总量大约是9500亿美元(4500亿美元+5000亿美元)。怎么解释这种大规模流出

表6: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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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假设由于人们预期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出口收汇延迟期平均为三个月,而进口提前结付也是平均三个月。这样,出口所赚取的外汇减少约6400亿美元,而进口外汇支出增加5250亿美元,即总额在2015年为1.165万亿美元。另一个“明显的”外流潜在原因,是外汇储备投资方面的收入和资本损失(或者收益)。假设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投资于回报可以忽略不计的短期美元工具,三分之一投资于同样可以忽略回报、但相对美元贬值10%的其他主要货币,那么,2015年的资本损失估计是1200亿美元。这样一来,官方外汇储备总共就可能减少了1.285万亿美元,比上面提到的9500亿美元实际流出额要大,但数量级是不相上下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推测。)因此,虽然对冲行为会导致出现暂时的外汇流出热,但大部分外流的外汇最终会回流,因为出口商需要用人民币来支付在中国的工资和其他支出,而进口商也不能无限制地提前结付。当人们相信人民币不会贬值的时候,对冲行为就会逆转,事情就会恢复正常,外汇储备水平就会再次开始上升。那资本外逃又是什么情况呢?也许确实有一部资本外逃,但重要的是要知道,资本外逃大多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旦资本外逃,那它就是离开了,不会再有第二次外逃。很明显,外汇储备净减5000亿美元不可能周期性发生,而且中国对资本有适当控制。有关资本管制的现行法律法规可以而且应该更严格地执行。

的确,中国许多国有和私营企业正在海外撒钱,购买各式各样的资产。它们需要使用外汇。但就像上面提到的,这期间流入和流出的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均衡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最多不会超过两三千亿美元,而且在这些收购当中,许多是可以在投资目的地国获得大量当地货币融资,而不需要用外汇现金全额支付。在被投资国融资的额外好处,是它可以为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者抵御汇率风险提供天然的长期对冲,因为被投资国汇率变化带来的资产与收益变化,能够被汇率变化带来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变化所抵销。

现在,假设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可以恢复,市场不再预期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那么,出口收汇的延迟、进口结付和外债偿还都会回到正常商业状态,资本外流也会停止。官方外汇储备水平将上升,每年持续增加的幅度等于贸易顺差(或减少幅度等于贸易逆差)减去对外直接、间接净投资额。

评估一国官方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另一个方法,是看该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记账、结算和清算的可使用程度。如果一国能在自己的国际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那么它就不需要为了交易目的去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官方外汇储备。美国在它所有的国际交易中都可以使用本国货币,所以,它不需要持有任何官方外汇储备。但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持有大量官方外汇储备,以便与不信任其本国货币的国家进行交易。如果两个进行贸易的国家都不信任对方的货币,那么就必须使用两国都能接受的第三国货币。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国际交易中的首选货币。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国际贸易是以美元结算,而且在大多数央行和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很大比重。到2015年10月,全球国家间贸易的43%是以美元结算,虽然美国自己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的10%多一点。相比较之下,人民币只占全球结算的2%多一点,但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重却与美国不相上下(表7)。

表7: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情况与全球贸易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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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进行贸易往来国家用自己的货币结算,这实际上既是出口方、也是进口方的首选,因为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举例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向印度出口,它不会愿意接受印度卢比,而会要求用美元记账和付款。这就意味着这笔交易至少需要有两次货币转换,第一次是卢比换成美元,第二次是美元换成人民币,交易成本因此翻了一番。况且,两次货币转换当中还存在汇率风险,既有卢比兑美元的汇率风险,也有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风险,而且中国和印度交易双方都会假定这种风险是存在的。风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形成出口订单与出口装运和最终付款之间有时间差,通常是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按照中国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记账、清算和结算的规模,中国可以把官方外汇储备保持在更低一些的水平上。2010年,中国进出口商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把人民币作为记账、清算和结算货币。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几乎为零开始,到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跨境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已经快速增加到26.4%,年化率超过1.1万亿美元(表8)。(实际上,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已经占到32.4%,如果不是当年8月人民币意外贬值4%,增长速度会更快)。所以原则上说,中国不需要保有太多的官方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它的外汇储备水平,同时不会有额外风险。何况,将来中国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记账、清算和结算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当前,日本的国际贸易约50%是以日元结算。

表8:中国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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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中国可能会持续出现资本净外流,这是自然而然的、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中国的企业(以及家庭)为使投资多元化会选择海外。如果有朝一日资本管制完全取消,由于中国企业和家庭重新平衡投资组合,纳入更多海外资产,到时会出现可观的一次性资本调整。但这也会伴随着资本的流入,因为外国投资者同样会重新平衡它们的投资组合,纳入更多的中国资产。无论如何,双向资本调整很可能是一次性发生,其后每年的双向流动都会相对稳定。

当然,还有另一种观察外汇储备充足情况的有效方法,就是它的量是否足以使央行和货币当局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出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不符的短期投机升值压力,央行可以用本国货币购买外汇,使汇率保持稳定,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外汇储备水平会上升。相反,如果存在贬值的短期投机压力,央行也会为维持汇率稳定,出售外汇买入本国货币,而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外汇储备水平会下降。因此,正是这种官方外汇储备水平的上下移动,使央行能够维持汇率稳定。如果央行试图把官方外汇储备保持在固定水平上,那么汇率的波动必然加大。保持官方外汇储备水平不变,并没有好的经济理由。外汇储备水平波动,实际上是汇率波动的替代,是为维持汇率稳定提供缓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的3.20万亿美元官方外汇储备是相当充足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国际贸易交易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是用人民币记账、清算和结算。而且,除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中投公司(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均持有可观的外国净资产,在必要情况下这些资产可以用来补充官方外汇储备。

四、贬值是否符合中国最大利益?

众所周知,稳定的汇率有利于跨境贸易,有利于跨境长期直接、间接投资。汇率波动则效果相反。为实现持续增长与繁荣,中国经济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此时人民币贬值,会影响国内外的信心,促使人们对汇率产生负面预期,同时还可能引发更多的货币投机,使汇率出现更剧烈的波动。而且,贬值预期即使在经济上不合理,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短期内它会自我实现。

人民币贬值会增加中国的出口吗?人民币本身小幅贬值,尽管有可能增加出口商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但不可能大幅增加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在世界其他多数经济体正经历衰退、停滞或缓慢复苏之际。要想通过贬值大幅推动中国的出口,人民币贬值幅度也许需要达到15%,甚至更多。但重新回去制作服装、鞋、毛绒玩具,让工人生活水准很低,这并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再者,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庞大,不必单靠增加出口来支撑。而且当前外部环境对国际贸易并不十分有利,国际贸易过去几年的增长率是最低的。

除此之外,贬值只有当潜在竞争对手不用贬值来回应的时候才有用。如果竞争对手也贬值,那么你不仅得不到竞争优势,贸易条件也会明显恶化。所以,试图通过货币贬值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竞争,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相反,像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之前那样,在出口过程中向价值链的上游努力攀升,这对中国来说会好得多。

最后,没有经过很好沟通以及(或者)没有适当理由的贬值,会影响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并将消极面扩大到经济当中。信心丧失将导致对未来产生消极预期,而这种负面预期会自我实现。企业和家庭的负面预期将促使它们分别减少投资和消费,反过来导致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又会证实和加剧负面预期,从而制造出负面预期与低零增长彼此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日本发生了20多年的事情。保持公众信心,避免掉入类似陷阱,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五、短期资本流动风险

通过1997-1998年东亚货币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削减量化宽松规模危机和2015年瑞士法郎危险,我们能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教训之一就是,自由和不受管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无论流出还是流入,都会给一国货币汇率和资本市场造成极大的不稳定。短期资本流入流出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特有的危险,因为它不必要地加大了汇率的波动,并由此阻碍国际贸易和长期国际直接、间接投资,搞乱了当地的资本市场。

其实,经济理论虽然告诉我们,两国间的自愿贸易总是对双方有益(尽管程度可能不同),而长期直接投资也对投资国和被投资国双方有益,但它没有说明短期的货币交叉资本流动带给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的收益和成本。短期资本流入不可能对目的地国有益,因为它存在双重错配:货币错配和偿还期错配。借入外币贷款,而潜在收入却是本国货币;借入短期资金,而筹资目的却是长期项目。这两种都是未来发生经济灾难的定式。

即使美联储的“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结束,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所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是会继续向全球资本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一年的规模达1.5万亿美元之多。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该定期监测资本流动,必要的话,要采取措施阻止短期资本流入。要作好采取措施的准备,比如在必要情况下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实行资本管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负利率、对资本账户的流入流出课征托宾税。这样才能很好地阻止短期外币贷款,并鼓励偿还以外币计价的短期贷款。当局还应该在货币及其衍生品、股票指数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当中限制使用杠杆,特别是对非居民。

抑制和减少短期资本流动的一个方法,是对出入境的资本账户流动征收双向托宾税(但豁免所有的经常项目流动)。托宾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詹姆斯·托宾教授首先提出的,它作为一种货币交易税,在1997-1998年东亚货币危机的善后中抑制了短期投机。作为区分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的一种手段,托宾税适用于跨境资本账户的货币兑换交易。假定向所有资本账户流动征收1%的托宾税,那么,一个月完成一次从美元到人民币、再从人民币到美元的转换,每年的费用就高达24%,这将有效阻止大多数货币投机者。而对于一个五年期的长期投资者来说,每年的费用只有0.4%,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人们通常不知道的是,托宾税有可能解决被称为“不可能三角”的三元悖论。“不可能三角”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汇率稳定;(2)资本自由流动(完全没有资本管制);(3)独立的货币(利率)政策。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三元悖论实际上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性,因为中国仍维持着资本管制(虽然也许没达到可以或应该达到的严格程度)。但是,征收托宾税使维持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利率差成为可能。这样,国内央行或货币当局在货币特别是利率政策方面就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哪怕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需缴纳托宾税),同时实行的是固定(稳定)的利率。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假设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只是流进流出时要分别缴纳1%的托宾税。同时,假设美国的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而中国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2%。按道理说,美国投资者可以投资一年期人民币固定存款,每年赚2%,然后在一年期结束的时候按固定汇率兑换回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会有大量美元拥入中国,人民币利率就会降到零。但是,如果实行1%的托宾税,美国投资者就没有任何赚头了,就不会投资一年期人民币固定存款,这样人民币的年利率相对于美国的年利率就至少有2%的上下浮动空间,而从月利率角度来讲,人民币利率的上下空间可以达到24%。不过即使实施了托宾税,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利率还是会趋同。例如,征收1%的托宾税之后,中国和美国10年期债券年利率的最大潜在利差只有0.2%.

六、谨防掠夺性投机

当前,随着美国利率升高,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率预计也会上升,其货币相对于美元预计会贬值。对于这些经济体及其货币,对冲基金恐怕有很多从事掠夺性投机的机会。1992年乔治·索罗斯狙击英格兰银行采用过的“双短线”战略,即同时卖空一国货币和债券(或股指),对对冲基金(只要有足够规模)来说或许是非常有赚头的。因为一个国家要想保卫它的汇率,就不得不收购本币,这样会导致国内流动性下降,利率上升;或者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国家直接把利率调高。但不管哪种情况,国内利率都会上升,而债券价格(以及股指)都会下降。这样,对冲基金要么是通过卖空货币获利,要么是通过卖空债券(或股指)获利,或者两方面都获利。这也是1997-1998年东亚货币危机期间,在许多东亚国家所发生过的事情。

在当前环境下,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利率上升、汇率下降的预期,这为掠夺性投机者实施攻击创造了理想条件。这也是政府和央行必须保持警惕的原因所在。在拥有大量贸易盈余情况下,一次“自愿”贬值很可能被视为软弱迹象,是对掠夺性投机者进一步对货币发起攻击的一种诱惑。它还会打击国内公众的信心。对掠夺性投机者的适当回应,就是降低允许卖空货币和债券(或股指)的杠杆,在必要时候实施或加强实施资本管制。只要中国存在资本管制,投机者就不那么容易在中国境内直接攻击人民币,但这种对人民币的攻击会在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进行,特别是在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限制被允许的杠杆,将有助于离岸人民币中心保护自己对抗掠夺性投机。而且,在香港经营的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发挥既有用、又有利可图的功能,在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之间套利,防止两者的差距过大。

七、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人民币正成为用于交易目的的主要国际货币,会越来越多地在交易单方或双方都是华人的国际交易中被使用。假以时日,人民币甚至可能会在第三方国家之间的交易中被使用,特别是那些对中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也会形成一个人民币余额的现成来源。人民币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汇率稳定,不要突然调整币值。通过减少相对于美元的波动,人民币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国际交易中的首选货币。最终,人民币可能成为跨境信用、债务和贷款交易记账单位。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发放的部分贷款,如果借贷方愿意的话,就可以全部或部分以人民币计价。“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些长期项目,也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来筹措部分资金。

人民币最终实现资本账户下可兑换,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它可能伴随着适当的减少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保护措施,如对资本账户下的流动征收托宾税。这样,汇率可以由外汇市场供求决定,不受短期货币投机的影响。托宾税也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手段,因为零税率托宾税就相当于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

人民币是否有意成为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被其他银行和货币当局作为保值手段和投资资产来广泛持有呢?成为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好处在于潜在的铸币税,也就是提供一种国际交易媒介所得到的报酬。享受国际铸币税的国家不需要平衡它的贸易,因为其他国家非常愿意接受它的货币和债券作为它们的出口报酬(而这个媒介只是一些纸,对发行国来说边际成本几乎是零)。通过为全球绝大部分国际交易提供媒介,美国(表7)已经并且一直是铸币税的主要受益方。然而,一个国家为了受益于铸币税,就必须准备总体上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大量贸易逆差,就像美国现在做的这样,否则就得不到多少真正的好处。所以,对一个不希望有大量贸易逆差的重商主义国家来说,比如日本,它的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在实际利益是很小的。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是否愿意拥有巨额贸易逆差,这一点并不清楚。实际上,中国的目标是平衡它的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所以,除了可以吹吹牛以外,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实际好处并不大。

成为被广泛持有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潜在成本,是要冒其他国家央行和货币当局因为政治原因在非恰当时机一起卖出这种货币或以它计价的债券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仅汇率会剧烈波动,信贷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总体上也会受负面影响。所以,除非一个国家已经强大到不会倒,像美国,其他国家为自身利益不会(一起)卖出美国货币和债券,或者像瑞士得到公认,否则,自己的货币和债券被其他央行和货币当局大量持有,就很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不过,目前为止人民币最重要的目标是避免让中国国内民众丧失信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努力维持人民币在国内国外的购买力,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

八、结束语

由于人民币并未被高估,贬值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有能力稳定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没有理由要挑战美元霸权。但中国确实希望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便支持、促进它的跨境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进口商和出口商,以及境内境外的直接投资商,都希望汇率保持稳定。而且,对中国民众来说,人民币在国内国外保持购买力稳定更为重要,人民币突如其来的贬值,会给他们对人民币和经济的信心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使用自己的货币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换媒介,并最终成为国际保值手段,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鉴于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持续走强,为保持人民币汇率长期相对稳定,合理的做法是,人民币将来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要略小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这样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会略微贬值。如果美元有一天疲软,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就不出现大幅贬值,而对美元是会出现升值。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也会小于其他货币。

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公开保证的,出于以上原因,人民币不会突然大幅贬值。事实上,即使过去一年当中人民币相对美元出现贬值,它对多数其他货币实际上还是升值的。按照贸易加权货币篮子计算,人民币币值几乎完全与2015年初相当。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有小幅波动,但不会出现大幅贬值,同理也不会出现大幅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