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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新常态:全球增长不可缺的火车头

2016-03-07

中国股市持续动荡后,专家们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在个位数增长下软着陆,是“中央王国”作为磁石吸引全球投资商和生产商时代的终结。一些人甚至把这个(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看成经济即将崩盘的“泥足巨人”。把中国经济失调与习近平威权统治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者甚至辩称:“中国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中共很快会因为自己的集权政策而面临社会反弹。然而相反,根据主流报告,中国经济的征兆绝非不祥。中国经济正向增速较低的“新常态”过渡,同时中国仍在继续增加全球产品的供应。每年,中国新增GDP就等于一个土耳其的GDP。这种巨大贡献证实了中国官方的立场,即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仍是全球经济不可缺少的火车头,它拥有众多吸引资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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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纠正对中国经济的错误认识,就有必要以著述丰富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核心增长要素为指导:1、收益递减;2、人口动态;3、贸易增长;4、创新/熊彼特动态。

与上述支配性主题相关的,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生产基地多样化,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以及人力资本的长期形成——这是颠覆性创新的核心支柱。

由于生产基地显著扩大,中国无疑正经受难以避免的收益递减影响。同时,中国人口增长停滞,它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尽管如此,中国的创新和草根创业仍在快速进步。在贸易层面,中国正从(2001年加入WTO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在知识产权体系中搭便车,过渡成为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且在价值链上进阶。

由于出口增长来源枯竭,中国果断采取行动,通过研发投入提升创新力(到2030年中国研发支出将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合法收购提供技术转让的外国公司,并制定中心战略使经济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过渡,从劳动力的“量”转向劳动力的“质”。

如果最近全球环境峰会上中国的行动是一个可玩味的案例,那么它是一个好信号,表明中国立志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艰难时期推进痛苦的国内改革,虽然知道它的经济会遭受巨大外来冲击。

“收益递减法则”与“新丝绸之路”

像苹果无法对抗地心引力一样,经济也无法对抗收益递减铁律,除非遇上现代普罗米修斯,或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经济生产可能,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内生性增长”。

回到现代经济学的渊源。现代经济学鼻祖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发现,生产与生产要素之间总是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实证关系。简单说就是,向一个地方增加更多工人,会导致产量增长,但这种增长在达到某个点之后便会衰减。用现代宏观经济学来表述,收益递减法则也反映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较快,而发达国家(平均)增长较慢。

所以,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增长速度,会远远低于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这被(部分)归因于“产能过剩”,所以,中国决策层正寻求通过投资海外(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来获取更高的回报。

二战结束时,美国也面临同样的经济困局。当时,美国经济中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爱国狂热必须向新模式过渡,同时要开拓全球市场。这一策略是由“马歇尔计划”进行战略性推动。

“人口红利”的终结

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人口。当一国建立了基本制度来生产人力资本,管理税收和资源在经济上的分配,人口的增长就会带动经济增长,反之,人口减少就会阻碍总体经济增长。确实像人们常说的,中国在没有变富之前就先变老了,而这也会是导致经济出现低速增长的一个相关因素。随着中国人口近年只有微幅增长,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似过去那样强大。作为一个极端例子,日本(当然比中国富得多)由于出生率低正在经历经济衰退。中国监管者已经在反思控制人口的经济层面问题,而且30年来首次把独生子女政策放宽为“二胎政策”。

预测新规则下人口趋势对中国经济总量的确切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人口趋势的影响,对当前中国经济软着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流向中国大城市的农村贫困劳动力池正无情地枯竭。这在中国沿海富裕地区非常明显。但在中国二、三线城市,贫困的农村人口仍大量存在。 “丝绸之路”计划将使中国西部地区贸易更加充满活力,也会使这些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至少中期来说如此。这种希望体现在中国西部特大城市政府投资的增加,如成都、重庆和西安。

中国的政治经济:国家与个体创业者

中国是一种特殊“动物”,既有无所不能的“列宁主义”政党,也有混合而繁荣的私人经济。在中石化和国家电网这样的国营企业坐拥万亿资产的同时,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这类私人公司也在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社会独特的内生创业能力,产生出了取得前所未有商业成功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也许,这说明中国被许多“卡姗德拉式”预言家给低估了。

如同清华大学教授刘鹰在她最近新书中的精彩描述,中国的技术革命与创业革命,正使过去地理偏远的穷困乡村飞速转变,使它们成为与国内和世界经济相连的充满活力的地方。这种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创业”,也就是刘教授认为构成“阿里巴巴模式”的创新与创业的融合,是将来改写全球经济商业规则宏图的第一步,因为它实现了小规模但却更加有效的生产。其他像海尔这样的公司投资于颠覆性技术,如3D打印和物联网。中国政府还推动与德国的双边协定,吸引大量德国技术,以实现21世纪中国的产业升级。

中国新经济的兴起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得益于“后发优势”,在某领域也可以引领技术革命。无疑,中国领导人看来已经认识到创新创业对中国经济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并开始大力宣传“创新创业”理念。去年,李克强总理考察毗邻北大、清华的中国硅谷北京中关村,这种高调的公众外交式考察,旨在促进社会对草根创新创业的兴趣。这确实是可以让中国寄予很大希望的领域,专家认为,从中国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看,必须对这一方面多加关注。

“人力资本红利”

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力资本积累。显而易见但却被忽视的是,中国也许是仅次于美国的、唯一仍然在扩充高级人力资本规模的国家。中国古典文学中就有“人力资本”的概念,它驱动经济的增长。一国教育能力,或(通过移民)吸引人才的能力,是强化增长的核心变量。未来学家加来道雄曾经简要地把H1B签证称为美国的最高秘密武器,因为它是外国出生的科学家和管理者持有的签证, 它为美国带来颠覆性创新和诺贝尔奖。

反腐运动的影响

中国政治经济的部分特殊性,是近年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影响了中国的非贸易部门,明显限制了经济中的挥霍性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轻率的公共采购。虽然没有公开发表的经济计量研究,对反腐运动给中国GDP增长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但若说影响不大,本作者会觉得不可思议。中短期内,这场运动会对GDP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看,它的回报会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它将使中国节约资源,产出分配也会更高效。

地缘经济及剩余因素

总之,对中国经济的综合评价必须远离众多未经核实的因素,或许还需要把其他因素简单化。比如,与中国未来有关的大宗商品价格处于历史低位(部分但并非全部是因为中国经济低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趋势会持续,但中国可以在经济上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获得更高收益。

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除了在地缘经济上斗法,双方还通过区域协定实施战略性贸易策略,这也会影响中国的贸易与增长。美国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主张更多强调“遏制”因素,来对冲美国对中国的“克制与接触”政策,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削弱北京在亚太地区的自以为是。但中美经济关系走向政治化,会成为华盛顿与北京战略接触的不利因素,所以必须仍然是边缘方案。

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和它的规模,总是容易让人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流于简单。中国并没有垮,但是也不会重现两位数增长。也许,当许多劝告者敦促中国监管机构改善价格信号功效,对经济进行从投资到消费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来说更迫切的,其实是为实现和谐经济治理进行可持续的多边协调。这包括就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举行关键性对话(联合国产业机构)、绿色能源、货币金融稳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及创设真正中立的机构协调国家经济政策,规范全球经济周期。

把经济改革政治化,把世界看成一场零和游戏,是严重的错误。就像重量级战略经济专家拉里·萨默斯在最近评价美国全球经济战略时说的,美国和中国的生产商在竞争,但总体上,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交流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净受益者。这才是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能起作用的讨论,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把焦点放在习近平的国内政治举措上。习近平和奥巴马应该利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为2016年夏季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设置关键议程。

诚然,从内部看,短时间里中国经济肯定要面临转型困难,要调和凯恩斯主义与国有企业改革,要使其金融体系国际化。但长期看,中国会是赢家。因为,它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到目前为止中共仍认可自由的全球化,而欧美经济代理商将继续与中国交往。对当前中国股市泡沫破灭的炒作,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只是走向成熟的“新常态”,没有认识到中国将继续推动全球增长。勿谓言之不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