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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鼎鸣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调整:鲁莽行事与明智之举

2015-09-15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其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增长缓慢但可持续。中国股市去年到今年6月上涨一倍以上,目前已从6月中旬的顶点回落40%左右。在股市暴跌的过去两个月里,中央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措施”。8月中,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又让人民币意外贬值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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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但今天全球近一半的经济增长是由中国经济拉动。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方向是什么?增长前景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定量分析并了解中国国情,同时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没有这些依据就无法得出正确结论,就会再犯多数西方评论家过去30年在中国问题上犯过的错误。

定量分析需要数据。对于不习惯使用数据的人,他们无法说出哪些数据有问题,哪些数据可信。在中国,我们对一些数据要有戒心。比如,一些人们未知的开支并不包括在政府预算当中;地方政府上报GDP时,有时会为了炫耀而夸大数据,但如果涉及税收,个人或地方政府又会少报自己的收入;在一些极端的外贸事例中,有人会把同一批货物运过边境,然后再运回来,并申报为出口和进口产品,以此虚夸贸易数据。

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问题,但很难估算它们的影响。例如,进出口数据虽然被有意做大,但代表真实外汇储备额的贸易顺差却无法夸大。进出口并不直接关系到GDP,但贸易顺差或逆差却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对GDP最大的误解,是许多生产活动实际上并不包括在内。基本上,GDP代表社会生产总值,但许多不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并不被计入。比如在家做饭是一种产生价值的生产活动,但它并不计入GDP,但外出就餐的花费就会计入GDP。

子女教育投资

在中国,一项大的投资活动是子女教育投资,但它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算在GDP内。所以,GDP数据总是被低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包括大量的家庭教育投资,而这类投资当然对未来经济的增长有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并没有夸大中国经济。世界银行称中国去年GDP已成为全球第一时,李克强总理表示这只不过是对中国的一种恭维。根据美国中情局发表的《世界概况》,按汇率计算中国GDP被大大低估。但当全球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一些人声称这是中国经济放缓所致。

要说存在可靠的定量分析的话,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12个月发布一次的国家报告。在8月份发表的长达100多页的《中国报告》中,IMF收入了大量最新数据和分析,解释了它与中国官方观点的异同。我们不一定同意这份报告的分析,但它对我们有参考价值。IMF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是谨慎乐观,这明显有异于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人。我对中国的生产活动作了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的经济。我的主要结论与IMF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是相似的。

中国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是其发展战略发生改变。在转型期,增长速度很可能是低的。中国旧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新的发展战略作出什么改变?实施新发展战略存在什么问题?

经济战略调整

过去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是依靠几个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把低成本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并立即从事工业生产。这些农村来的工人逐渐积累了生产经验,改进了技能。靠着这一点,中国充分挖掘其劳动力优势,产生拉动经济增长的即时效应。

但印度是靠高端信息技术带动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印度人能加入信息技术产业。这是一个缓慢过程,这一战略取得宏观经济成效需要很长时间。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从农村来的新移民工人再次加入工厂大军,持续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最近几年,许多沿海地区的工厂向内地搬迁,以挖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优势。制造业不仅需要大量工人,也需要巨大的投资。中国的增长不再依靠外来投资,相反,占GDP一半左右的极高储蓄率成为投资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低成本劳动力、城市化和高储蓄率是中国增长的显著特征。

但过去几年这一战略已经在调整。最显著的变化是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它是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但第二产业已经被服务业超过。1980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占GDP的47.9%,现在比例降到了42.6%。

1980年服务业仅占GDP的22.2%,到2014年比例已经上升到48.2%,超过了第二产业。但这不能说是一个去工业化过程。不可否认,服务业在GDP中越来越重要。它的一个特点是比其他产业更加劳动密集。同样的GDP产出,服务业使用的劳动力比其他产业多30%以上。因此,如果经济朝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方向发展,即使经济增长放缓,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保持低失业率对社会稳定极为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还涉及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产品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如果发展只靠低成本劳动力拉动,中国将遭遇来自越南等国的激烈竞争。但升级产品技术水平需要研究与教育的支持,这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好消息是,中国的科研支出已经超过GDP的2%。不可否认,这个数字有点夸大,因为一些研究费用最后被挪作他用。但中国是在全球68个顶级科学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第二多的国家,这也是事实。这些刊物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科学成果很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因为弄虚作假很快就会曝光。

反腐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金融体制逐步实现现代化。据IMF的报告,中国计划两到三年内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最近汇率的波动表明,虽然改革方向正确,但金融体制现代化和汇率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第三个因素是逐渐降低储蓄率,刺激消费。第四个因素,是继续打击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

倘若中国在其他策略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从第二产业驱动型经济向服务业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时期内见证高速增长。但这些策略的实施和时机选择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在发达国家,服务业通常占GDP的70%以上(香港更高达90%左右),中国不到50%,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但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可能还需要20年以上。

给中国的几点建议

首先,并没有到去工业化的时候,制造业仍然要优先发展。中国如果放弃过去几十年培育起来的制造业优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时间,不应该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牺牲制造业。人民币如果过快升值,会增加生产成本,削弱国家竞争力,因此中国不应屈从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去一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加元和澳元升值20%以上,现在是时候考虑让人民币贬值到均衡水平以下,然后让人民币自由浮动。

第二,中国不必处理储蓄率的上升。储蓄高意味着消费少,但也有利于积累资金,拉动经济增长,并最终在将来转变为高消费。能将个人终身储蓄折现值最大化的储蓄率被称作资本积累的黄金律,其水平由生产力发展速度和如何有效利用累积资金决定。我还对中国所能承受的最高储蓄率作了估算,结论是现在50%的储蓄率相当接近于资本的黄金率水平。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干预。

第二,伦理上和道德上,现行反腐运动方向是对的,并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正面影响。但政府干预使市场扭曲之后,贪污受贿实际上成为市场平稳运转所必需的某种润滑剂。没有这个润滑剂,经济活动就可能停滞,政府官员就没有动力履行职责或不愿做任何事。贪污腐败应该被严惩,但反腐运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大老虎”(高级官员),同时让“苍蝇”(低级官员)有悔改机会并得到赦免。

缓慢而稳定的步骤

经济有自身发展定律。即使方向正确,也不保证成功。时机、力度和实施方法都需要智慧。上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试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市场经济目标,但后果严重:它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经济深陷困境。从“大规模救市措施”(对股市)来判断,可以看出中国仍然有“蛮力”心态。这里的“蛮力”,代表激烈或强力措施,准确说,它意味着“鲁莽的举动”。

用鲁莽的措施解决问题,结果可能和“休克疗法”一样糟,并可能带来更多麻烦,触发金融市场的波动。应该避免鲁莽措施,采取明智的行动。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样私营企业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时,要让私营企业更容易融资,以利它们的成长和市场竞争。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应该被清算。所有这些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法规定,如果一个雇员为公司工作10年以上,公司便没有权利解雇他(她)。该法2008年实行以来,实际上成为企业在10年期到来之前解雇或遣散员工的理由。如果给予私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并废除劳动法的这一条款,那将是明智之举。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是正确的、合理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一,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中国知道如何分配它所积累的丰富资源。中国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实力,但缺乏技巧去制定并实施明智的措施。政府应该永远记住:欲速则不达。如果中国选择放慢脚步,那么实现它所期望的长期目标就会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