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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生物多样性大会是中国引领世界的机遇

20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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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家都认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在发生。自恐龙之后,物种消失的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而今天所发生的灭绝事件是唯一一个因某物种而引起的,这个物种就是人类。

正如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一样,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说对地球上种类繁多的物种的维护,也有自己的联合国公约。明年这个时候,中国将在云南省省会昆明举办第15届生物多样性大会。许多人称之为“巴黎式的生物多样性大会”,认为它将成为生物保护界取得突破的时刻,将设定目标,提高公众对100万物种的认知。这些物种正因为人类的所作所为面临灭绝的危险。环保主义者希望大会在其他方面也像巴黎协议一样,考虑到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不仅囿于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首次达成。每十年,196个协议缔约国就为世界制定一套新的保护目标,2020年将是下一次制定这类目标的时候。然而,前两轮谈判的预期结果并未实现。2010年达成的20个“爱知目标”当中,只有少数有望实现。而与此同时,197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动物数量减少了60%。这不仅使不起眼的生态系统处于危险之中,而且威胁到了我们自己的食物供应和生活方式。

在昆明的谈判桌上有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设定未来十年的目标和2050年的中期目标。一项提议是确定目标,到2030年使全球30%的土地得到保护,这比“爱知目标”确定的17%有所提高。代表们还需要讨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另外,谈判代表们还将讨论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譬如怎样衡量各国实现其目标的进展状况。

中国目前已有18%的土地被划为保护区,它还按照新的“红线”制度标志了更多区域,以防止生态重点地区的经济开发。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进展,因为中国占有世界植物种类的10%、动物种类的14%,被认为拥有“巨大生物多样性的国家”。 然而,中国需要在国内成就之外有更多建树,要在昆明大会上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捍卫者。作为东道主,中国有能力为大会定基调,并鼓励其他国家提高参与水平。按照传统,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都是环境部长和其他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但要想取得重大进展,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展现他们对生物保护的支持。习近平主席可以以身作则,他的外交官也可以直接鼓励其他国家优先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法国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就像他们在《巴黎协定》达成之前那些年所做的,培养公众注意力聚焦于联合国的重要会议。但生物多样界可以从巴黎进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如何提高雄心壮志和获得更多的关注。生物多样界和气候界长期以来都是孤岛,但气候变化问题过去几年已经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然而,这两个问题是不可逆转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有效加以应对,我们必须对它们有所认识。举例来说,它们的起因有重叠之处:土地利用的改变导致栖息地被破坏,这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头号动因;土地利用的改变也使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因为树木被砍伐,对未来碳排放的捕获受到阻碍。随着气候危机的加深,极端温度和天气事件将给栖息地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使那些物种无法迁移或适应,从而濒临灭绝。

所幸,这两个问题起因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也适用于另一个问题,这是中国深知的双赢。气候变化问题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可以无所不包,从重新造林到利用天然湿地减缓洪涝,或是其他任何措施,在缓解或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同时,帮助一系列物种主要栖息地的保护和再生。根据最近一项颇有影响力的研究,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可能实现减排30%,从而完成《巴黎协定》的2030年目标。今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受邀主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工作流程,并分享了他们在重新造林等解决方案上的丰富经验。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45.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国土面积的23%。这一努力使中国的净排放通过碳汇造林而下降,防止了水土流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了退化的栖息地。中国还实施了一些项目,以提高农业活动效率,保护土地水分和养分,增加土壤发挥碳汇作用的潜力。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记录并非完美。污染、毁林和偷猎使中华白海豚、穿山甲、大熊猫、华南虎和独角犀等物种濒临灭绝;重新造林被批评为只创造单一植物,而不是丰富多样的栖息地;中国消费者对象牙等制品的需求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偷猎,因而臭名昭著。不过,第15届生物多样性大会为中国开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时代提供了机遇,这个新时代的定义是与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相协调,同时有远大目标和高层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