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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梅岑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重拾传统:窘境再临?

2015-09-08

“我们如何借鉴西方文明,尤其是我们如何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不破坏中国文化精髓?”自19世纪晚期开展自强运动以降,伴随着中国持续从其他文明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灵感,这样的问题被反复追问。常被提及的“体用”之辩最能代表中国在寻求自身富强时面临的挑战,即在保留中国文化精髓和吸收外国文化以服务于实用目的之间作抉择的两难困境。

事实上,很多人相信,如今北京的领导人面临历史上一样的两难决策。被称为法治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由于其对司法改革的强调而备受瞩目。一些人认为,拟议中的改革措施不过是共产党为强化中央集权努力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则指出,法治的两种不同表达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有着重要区别,鉴于共产党强调的是加强治理过程中的司法作用,因此第二种译法更接近于中国的司法现实。

这些分析单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结合起来看也挺全面,但依然忽视了四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国领导人的视角来看,这些拟议中的司法改革如何反映上文提到的在引入西方文明和保留自身身份认同间的两难抉择?

日本经验:引入意识形态是双刃剑

快速浏览一下习近平在公共演讲中广泛引用的中国经典,就会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这位中国的转型领导人在其大胆的改革过程中总提及文化传统的作用。例如,在今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习引用中国古代学者超过40处。这种对引经据典语言风格的重视,和这些经典本身同样有说服力:这是对中国公众和全球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所有的政策动议都深深地植根于古代意见领袖的教诲,正是这些人帮助定义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中国文化”。在公共演讲中重新大规模引用古典哲学的同时,在中国公共教育体系中普及中国经典也重新获得关注。

当然,这种“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态度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语境里并不陌生。但要理解习对中国传统哲学热情的独特之处,就必须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何种中国哲学正被强调?以及这如何有助于推动司法改革,乃至更宏大的,推动中国的持续现代化。关于这点,日本在19和20世纪的改革努力可为镜鉴。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试图在引入西方技术的同时保留传统文化,1869年的《宪章誓言》决定性地规定了如下指导原则:“搜集全世界之知识以筑牢帝国统治之基础。”但讽刺的是,维护帝国“精髓”却导致儒家传统被摈弃。一些明治改革人士将其视为阻碍日本现代化步伐的野蛮、过时的意识形态,那时的儒家学者被视作仅仅是“会吃饭的字典”。

不到20年,日本成功在东方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并确立了其在很多方面仅次于美国的国际大国地位。由此看来,日本这种摒弃儒家传统、拥抱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发展道路的确带来了实力和繁荣,虽然只是短暂的:仅通过一代人的改革,日本就打败了俄国,对中国大陆实施了半殖民统治,占领了朝鲜和台湾,最终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放弃了儒家哲学所强调的中庸和灵活,转而信奉西方传统所强调的开疆拓土和精准。在实践中,无论是在快速、破坏性的革新,还是在以专业术语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中,后两种观念毕露无遗。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为改革提供动力的直接的帝国主义狂热最终将日本推下悬崖。两个原子弹和半个世纪后,曾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封建主义的帝国梦想并未给日本带来腾飞的翅膀,扩张主义野心留给日本的是严重的破坏。

因此,通过重拾传统思想,今天的中国含蓄地拒绝了两种意识形态选择:其一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主义,其二是只关注国家复兴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就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合的结果,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自我摧毁的能量。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根除传统思想最激烈的一次尝试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红宝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革命与万岁思想大杂烩,成为人民共和国取代《论语》的新“文化圣经”。不过,随后的灾难性后果令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觉醒。在邓小平务实地转向经济改革之后,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贫困,中国经济自此走上了令人惊叹的上升之路。但仍未改变的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真空”,甚至是文化真空。正如今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的,这种全国范围的道德标准退化将在国内和国际上削弱对“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其负面影响广泛而深远。

缓冲器和合法性:一个传统解决方案?

在看到毛时代彻底摒弃传统价值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后,习近平转向中国传统经典看来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因此,一些人认为,习近平至少口头上采纳传统智慧的做法是试图将中国从道德真空中解救出来。无论是他关于“中国梦”的演讲,还是中国国务院结集出版的500页的演讲和通信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都显然表明,习认为客观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是解决中国黯淡道德前景的可行之道。乍看之下,这既无新意也不令人意外。长期纠结在西化和保留传统价值的两难困境中,中国对自己文化遗产的态度历史上反复起落。重新强调传统经典可能是历史钟摆的再次摆动。不过这一次,维持国内稳定以及发挥国家软实力的需求,令重拾传统对中国具有特别吸引力。从国内来看,应对从工人阶级到少数民族的多重不满的艰巨维稳工作,需要一个能使国家行为投射出来不那么刺眼的“镜头”。走强硬路线,虽然部分人认为很有必要,但却成本高昂并可能适得其反。这种统治方法最终有赖于国家实力和人民实力之差,因此总是存在激发新不满的巨大风险。通过选择性地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包容面而非排他面,中国领导人将能更好地挖掘自身的合法性,并以此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利用这方面的传统思想,尤其那些关于个人功利与国家繁荣的关系的思想,可以看成为了一个集体主义目标重新动员中国民众的明智尝试。由此看来,传统思想不仅是国内不满的缓冲器,同时也是适配器,能够将积蓄的力量导向政府希望的方向。

同样,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重拾传统也是一个让中国看起来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有效方法。虽然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文化优越感让一些人觉得有违直觉,但通过将中国方式和西方方式区别开来,还是能给中国的全球策略赋予更多合法性。这一点在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中尤其明显。中国人经常援引郑和,这个据称是第一个开拓非洲海岸而没有实施殖民统治或占领土地的中国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来强化中国的不具有攻击性大国的国际形象。

吉米·卡特总统在1979年面向美国人的“信任危机”演讲中,提及美国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呼吁重拾传统价值来取代不知餍足的消费主义。不过,他在大选中输给了宣扬权力和财富的罗纳德·里根。中国重拾传统的努力能否在维持内部稳定和国际形象建设两方面取得成功,将不仅取决于领导人的天才和手腕,还取决于其与中国民众及国际听众的互动。考虑到这两大任务的巨大规模和复杂程度,没有单一解决方案可以成为万能药,因为任何重大公共关系计划都需要持续而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